六 铁窗生涯 集体上访结束后，我向中央工作组提出回团场，他们不同意，说要召开知青问题座谈会，参加者除我们原来七名代表外，每个团场再选派两名知青，还包括各团团长、政委。为此，发给我们的代表证写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克苏垦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座谈会代表证，我的代表证是0001号。这样，以我为首的代表继续留在阿克苏农垦局招待所。
以后几天，各团场上青代表陆续到达，但团长、政委却没有按时到。当时，各团场第一、二把手跑到哪里去了谁都不知道，有的借这个机会回老家去了。他们害怕群众，所以找不到他们。一直等到25日吃中午饭的时候，自治区谢高忠和中央工作组张修竹等几位领导来招待所看望我们，亲切握手，问寒问暖，问吃得怎么样，被子干净不干净，厚不厚，真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当时，我们特别感谢党的关怀。谢高忠代表中央工作组说：“我们不等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在农一师胜利饭店会议室召开知青座谈会好不好?”我表示一切听从中央安排。
当时，阿克苏垦区专门派宣教科干事、一个姓丁的上海青年负责我们的生活起居，他给我们买了第二天的电影票。谁能想到，就在26日凌晨两点钟，我们突然遭到逮捕。当时的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全副武装的军人带着机枪，先上房顶，把窗前、窗后、院子里控制了都是子弹上膛、如临大敌的样子。各团知青代表都在招待所睡觉，待命嘛，明天要开会嘛。我还没有睡，房间里有俞志成、张鸿兴。
当时我正在考虑一个问题：这么多的青年将要回上海，对当地社会会产生很大影响，包括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治安问题，还有子女读书问题等等，怎么解决?我想到可以继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南泥湾创业精神，把回到上海的知识青年中会做工的、有手艺的，分别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还想到要加强管理，不能因为大批人回到上海，引起社会动荡。
正在思考这些问题，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啪啪啪”整齐的跑步声。连忙爬起来，出门一看，迎头遭到当兵的枪托子，“扑”，打在我的屁股和大腿上，又把我打回屋里。这个时候，玻璃窗也被打碎了，机枪架起来直对着里面，紧接着，就对我们宣布：奉中央命令予以逮捕。[14]被捕的有我、王良德、俞志成、张鸿兴、冯晶保、陈双喜六人，两点一刻被带走。长达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从此开始了。[15]
他们为啥逮捕我们?目的是为了取消已经发放给上海知青的户口。这几万张户口，不是我们偷来的抢来的，是阿克苏地委经过上级政府批准后正而八经发文件通知办理的，包括工资介绍信、党团关系、粮油关系、户口迁移证等等，这样一整套手续，都是通过合法程序办出来的，怎么能出尔反尔、昼夜之间又宣布作废了呢?！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这些头头定罪为“反革命"，统统抓起来。 
逮捕欧阳琏等八名知青代表的《公告》 我被关进去以后，他们在审讯中不断质问：“你把人带进地委大楼，占据地委大楼，这个行动是不是反革命?把农垦系统打烂，是不是反革命?你们提出‘反对官僚'、'官逼民反'、'打倒法西斯’等口号，是不是反革命?！一句话，你们这次集体上访，几十天里面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反革命行为?！”我刚进去时耍了个小聪明，上海人嘛，爱耍小聪明，怕被他们打，在审问中就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当时我认为，逮捕我只是阿克苏地委的私下行动，目的是把矛盾激化的责任强加在我的头上，好向中央有个交代。我想得很天真，中央工作组已经跟我见过面了，过几天他们一来肯定会问：“咦?欧阳琏呢?哦，被逮捕了。”就会出面把我保出来。所以，在头六天的审问中，我一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这中间，我逐步知道了一些情况：我们几人是中央下命令逮捕的，而且是以“反革命颠覆罪”逮捕的；阿克苏已经宣布戒严，各团场已由野战部队直接实行军管，在塔里木河口，机枪都架起来了。了解到这些消息后，我再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因为我问心无愧，思想意识里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包含这一点，我坚信自己是有血有肉有志气的青年。我们是党和毛主席培育最成功的一代，不可能反党。再说了，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不仅对自己不负责，对上海知青也是严重的伤害，这意味着他们要求落实知青政策，也成了反革命行为。这是我至死不能承认的。
于是想到翻供，但这样做难度很大。在每一天的审讯记录上，都有“笔录无误。欧阳琏”的签字，而且要打上手印。现在要翻供，哎呀，心里想想觉得真难呀！
12月31日这天，专案组提审中问到了一个细节，我乘机要求把记录看一看，记录一到手，就把它撕了。他们当即阻止我，不许撕。有个干部问我：“党的政策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说，这是一个，但党还有政策。我说：“党的政策很多，我不知道指哪一个。”他说：“好，那我告诉你：我们的党从来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从不放过一个坏人。你以前的供词，有很多部分不是你的责任，你却全部承担下来，这是不对的。
供词虽然撕了，如何翻供，仍是一个难题。你说屈打成招?他们并没有打我，没有打我也就谈不上逼我，不能够无中生有说他们逼供。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想到了两个字：诱供。对于审讯人员来说，搞逼供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说他们诱供，却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这是个技术上的问题，无法准确把握的。
31日晚9点多钟，我提出：几天来我的供词，都是在诱供情况下承认的，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反革命，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我承认有错，但不承认有罪。再一次强调，我在阿克苏收到王震和国务院的电报，都承认我是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垦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集体上访总代表。中央都承认我们是集体上访。既然是上访，何罪之有?反革命又从何谈起呢?！
尽管翻了供，接下来的状况却很糟。一些审讯人员在合法的名义下，干着非法的勾当。他们确实没打过我，手指头连捅都没有捅过我，但是却可以任意使用戒具折磨我。我国法律上明文规定，对于不老实的犯罪分子，可以戴刑具，也就是手铐脚镣，至于刑具怎么戴，没有具体说明。说罪犯老实或不老实，全凭审讯者一张嘴，根本没有什么标准，不像算术上的一加一等于二，是明确无误的。你交代得再好，他也可以认定你不老实，使用刑具，滥施刑罚。
我在牢里戴过一段时间刑具，受的那份罪不多说了，再说下去连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因为我是知青第一号头头，要严加监管，有意把我关押在阿克苏地区偏远的温宿县，当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看守所管教只有一个小青年是汉族人，其他都是维族人。像王良德啊、俞志成啊他们都被关在阿克苏县看守所，那里是汉族人管理，在语言各方面容易沟通。我被关在温宿县，与维族看守语言不通。后来才明白，公安系统有一个寄存制度，就是把本地犯人羁押在异地，以便加强看管。温宿县看守所的维族管教都知道我是“钦犯”，是中央下命令逮捕的，所以管教很严。一直是单独关押，伙食很差，根本谈不上放风，他高兴就叫你放一放风，不高兴就让你拉屎拉在监牢里。在牢房里的一举一动，全在看守的监视下，只有门后头一点儿空间看不到。
这是我最难过的一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头发在这段时间里都变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实在受不了了，决定一死了之。阿克苏绝食时我本来就是要死的，没死成。在牢里给我戴反铐，戴得血都出来了。我没有罪呀，却被往死里整，那就让我死吧！
寻死的举动被值班战士发现了，又给我戴上反铐。但他们的态度也促使我反思，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我罪在哪里?！为什么要白白去死?人一死，什么事情都说不清了，所以，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这样的煎熬长达20个月，一直到开庭审判以后，把我转到阿克苏地区看守所，境况才有所改观。
在监狱里，我也闹了几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拘押的人犯，必须在半年内结案，也就是说公安局用一个半月、检察院一个半月、法院三个月。我在狱里关到半年，他们就来告诉说，边境地区情况特殊、路途远，要延长三个月结案。到了第九个月，还没消息，我又闹。看守是没办法管我的，我是阿克苏那边寄存过来的，人又是上面点名抓的，不好打我的呀，隔壁犯人他可以打。他们只好打电话到地区公安局，公安局来人问一问情况：“干啥?九个月了怎么样?好，好，我们向上汇报。”过上一个礼拜，他们拿来上头的一张通知：案情复杂，延长一年。这样拖到一年多，还没有动静，我又要闹。公检法里本来就有人同情我，只是敢怒不敢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就跟我说了：“欧阳琏，你不要闹了，这个问题拖得越长对你越有利。当初要判的话可能就枪毙了，不是有人想要你的脑袋吗?现在形势越来越好，你不要吵，好不好?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就这样，拖到第20个月才开庭。为什么拖这么久?背后还有原因的：地区公安局知道我的案子棘手，想推给县公安局审理，县公安局不接，“这又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人不是我抓的，你们抓了人要我审，我不干”。互相扯皮。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从阿克苏请来的律师对法院讲得很明白：你们要我做欧阳琏他们的辩护律师可以，但只能做无罪辩护，如果让我做有罪辩护，我就不干了。哪个有良知的律师不珍惜自己的名声呢?开庭的事就这么拖下来了。
最后决定由地区法院审，律师也确定了，审判长又迟迟不能落实。庭长们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有的就找借口说：“我有病，要住医院了。”最后落实到一个人，叫王xx。他现在是江苏扬州地区法副院长，20世纪50年代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生，被错划为右派，判10年刑发配新疆劳改，到新疆后仍不服，再加判五年。“文大革命”后平反，他就留在阿克苏地区法院工作。当时，扬州地区调令要他走，阿克苏地区法院不放，理由是：我们这里是边疆地区，人才要留。王xx接手这个案子时就跟法院领导讲明：“我来审个案子，但是你得把调令给我开好，拿到我手上。把这个案子审理了，我走。”这才叫学法的，办起事来就是滴水不漏。
他是扬州人嘛，家里方方面面都有关系，想方设法调他回去嘛。调令拿到手，他来做审判长，跟我见面，做思想工作：“欧阳，200右派，哪个不是冤枉的?我的经历讲给你听。”讲给我听了，又开说：“你要想通一点，你再顶也要判，不顶也要判，这是革命的需。你如果不跟我顶，顺顺利利地过去，我对上面有个交代，说你态度好，就能从轻判。我从重判你10年，没人说我坏；从轻判你半年，没人说我好，因为这都在法律条文里面。”“你一定要配合我，一定要闹。你不闹，我绝对以最快的速度、最理想的结果给你结案。你闹，我想帮你也帮不上了。开庭时，自治区、中央部门都会有人来听的，我要帮你，人家会出来阻止说，他态度怎么这样坏呀?！”
在法院宣判前，看守所所长、指导员就对我说了：“欧阳，你不闹啊，你的刑期我们听说了，判了八年。你不要闹，就那么认了，再跳、再闹、再骂，还是八年。你不闹，回来后，就留在看守所，送你去劳改队，我有这个权，以后每年给你减半年刑，判八年，关四年多一点点，就放你出去，我向你保证。”
在法庭上，对我不是按政治犯而是按刑事犯宣判的，一共五项罪：破坏社会治安；破坏公共场所治安；堵塞交通、破坏交通；扣留人质、侵犯人权；非法募捐、强硬摊派、敲诈勒索。当王xx念到：五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8年”时，气得我在底下一下子就跳了起：“啊，又上当了！”大庭上的人们听说判我28年，顿时鸦雀无声，好静啊。王xx停顿片刻，才把后面的一句话说出来：“经研究定，改判有期徒刑四年。”哈哈，他给我卖了个关子。接下来宣布判王良德三年，俞志成两年。因为已经关了20个月，计入刑期。还有五个人，或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当庭释放。
我没想到会判得这么轻，事前看守所指导员跟我说八年，我基本上也认为是这么个刑期。判刑后把我转到农一师看守所，处境大大改观。按民间的话说：“老鼠掉进米缸里”，吃饱啦！为啥呢?这个看守所有个特殊情况：十个干警中有九个跟上海人沾亲带故。关系最近的是老婆，接下来的是儿媳妇、女婿，最远的一个关系嫂子是上海人。一到看守所，他们就过来跟我握手，关心地问：“八年吧?”我说：“四年。”“怎么四年的啦?我们早听说你判了八年。”
看守所领导很照顾我：“欧阳啊，派你一个事，给干部食堂烧饭。”“哎呀，我烧不来。”“烹调书给你，烹调师你去干。”他说：“我告诉你，仓库里面有米有肉，什么都有，用完了告诉我。11点钟开饭，你10点钟以前得把饭烧好放在蒸笼里边。烧好一个菜先尝一尝，油够不够，有味道没有，咸不咸，就这么简单。”我说：“好吧，我来慢慢地烧。”午饭、晚饭各值一个班，午饭有十个人吃，但总是不全，有的出差了，有的开会了，有的休假了。我的日子比在连队里还舒服。
不久，看守所买了个电视机，那年月电视机很贵重，也交给我管。我说：“我是个犯人，一会儿当兵的要开，一会儿当官的要看，我咋管?”好了，开支部会做了个决议：“过去我们买过录音机，一个月不到就坏了，没人管。现在支部决定：交给欧阳琏来管。管得好鼓励，管得不好加他刑。”这样我拿到了尚方宝剑，有时不愿开，就说：“哎，今天不要看了，我头痛。”很快，我人也长胖了，许多知青啊、老工人啊都来看守所看我。
王良德判刑后关押在阿克苏县公安局，处境当然没我好。后来经过我的努力、他自己争取，也调了过来。我给干部烧饭，他给犯人烧饭，但他吃的是干部饭。每天晚上闲着没事，我俩就对着喝黄酒，三天喝一瓶。 
对欧阳琏等人的刑事判诀书(第一页) 王良德判三年刑实际关了两年半，我判了四年刑实际关了37个月。1983年8月，当时的总理到新疆视察工作，在农一师[16]会议上，他提出一个问题：“上海知识青年问题解决了没有?”农一师政委路略回答：“全部解决了。”这时坐在底下有个人冒出来了：“没有！”“谁在讲话?！”在这种场合，等级意识本来是很强的，不该你讲话，你就不能讲话。“我是新华社驻新疆记者，这次总理视察新疆，我奉命随队采访。”“什么名字?”我记得姓韩，韩信的韩，叫韩什么记不清了。总理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昨天到监狱里，去看了欧阳琏，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总理接着讲了一段话，大意是对上海青年要加强正面教育，发挥他们的优势，对我的问题尽快加以解决等等。他的讲话，阿克苏公检法系统很快就知道了，看守所指导员跟我讲：“欧阳，地委书记刘裕如，总理不知道，你的名字总理知道。”“你的问题看来快解决了，还需要什么帮助?”我提出做两个木箱子，走的时候装行李。 
出狱后的欧阳琏 看守所领导说快放我了，好呀，我就等着。我的身份是犯人，又不能去催问，只有耐心等待。再说，日子过得蛮好的，阿克苏放电影，他就给我送张票：“欧阳，今天放电影，票子已经买来了，你骑我的车子去看，两点钟三点钟回来都不要紧，你不要不回来。看完电影，去城区哪个上海知青家里吹吹牛、喝喝酒不要紧，可是不要喝醉啊。”
一直到了1984年1月份才放我出狱。1980年的阿克苏事件让农一师的头头们丢尽了脸，不能不对我耿耿于怀。总理在农一师讲完话就走了，口头指示并没有形成红头文件。他们不执行也算不上犯错误，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呀，所以还是不放你，就这么拖着。那为什么到这时才放呢?原来，国务院解决上海知青问题有个[1981]91号文件[17]，因为我是丧偶的，按照这个文件规定，可以从新疆调回上海，但是规定的截止期限是1983年12月31日，新疆方面故意在期限过后放我，就是不想让我合法调回上海。在上海，公安局跟我说得挺明白：“文件的政策性很强，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也不会赶你走。”我终于意识到，这是农一师头头们给我穿的小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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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7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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