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插队老知青心中的忻口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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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插队老知青心中的忻口战役

赵宝林 30号院

2019.12.2

      光阴荏苒，冷清了三十一年之久的忻口战场故地又重新热闹了起来。1968年，几千名来自北京的男女知青来到这里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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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士们死了三十多年，埋在关子村的山上三十多年，遗骨居然让河水冲出来，暴露在个高阳蓝天之下，难道不惨然奇怪吗？

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包括八路军全部主力在内的十八万中国联军，在山西忻州的忻府区和原平、定襄三地交界的忻口一带，顽强抗击南侵的日军板垣兵团的忻口抗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投入兵力最多，抗击敌人时间最长，战斗最惨烈，杀伤日军最多，对全国的战局影响巨大的一场战役。同时，忻口抗战还是国共两军一致对外，精诚合作，默契配合，硕果仅存的一次成功合作典范。然而，忻口抗战的光芒，很快就被内战和极左政治运动的烟云所遮蔽。牺牲在忻口战场上的两万零七百四十二名中国军人不屈的忠魂，阵亡人员的父母妻儿哭望天涯的哀恸，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属、遗属亲临忻口进行祭奠的愿望，也统统被遮蔽。轰动一时的忻口抗战变得几乎无人知晓了。

光阴荏苒，冷清了三十一年之久的忻口战场故地又重新热闹了起来。1968年，几千名来自北京的男女知青来到这里插队落户。其中，我们北京二十五中六七届高二四班的七个男生和女十二中的七名女生，被分配到了原平县（现为原平市）王家庄公社关子村大队插队。

在抵达关子村的当晚，我们七个男生被安排住进了村中一座老旧的房屋。那是一座“一面坡”式的房子，坐北朝南面积不大，分里外三间，看得出来是刚刚被粉刷一新的。推开房门，迎面是一张大幅的毛泽东画像，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个火炉，两张床板和一个火炕，这就是我们新家的全部家当。是夜，风雪交加，屋内烛光如豆，我们七个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年轻人，惶惶然的围拢在火炉旁几无一语，大家为该怎样给父母写上这第一封平安家信而费尽思量。夜深了，我的眼前浮现出离开北京时一家老小哀愁相送的情景，耳边回荡着我们的“四点零八分”知青列车启动时，北京站站台上迸发出的那巨大的震人心魄的哭喊声。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我们几个人辗转反侧的这间黑洞洞屋子里，在村边四周荒凉的山坡上，竟然隐藏着那么多惊人的秘密和激荡的历史风云。

关子村是原平最南端的一个小山村，三面背靠金山，一面是云中河，旱涝不惧吃喝不愁。全村不到三百人，以赵姓人家为主。尤其是关子村的几位老人有文化，见多识广且不乏幽默。我们七个人和学校里大多数同学一样，既没有“造反”的底气，也没有那个年月特有的戾气，更何况又下放了农村，因此非常喜欢和他们聊天。

一天上午，随着生产队长一声“动弹啦”（方言：意干活）的招呼，我们扛起铁锹担起箩筐，和乡亲们一起到山上平整土地，那时候叫修“大寨田”。我们站在山上可以看见山下往来的火车和汽车。他们给我们介绍，村前的那条云中河向西不远就与滹沱河交汇，向南与北同蒲铁路和北同蒲公路并排通过一个小山谷，山谷的那一边就是忻口。从忻口火车站上车，花上十块钱就可以到你们北京了。村子山前有桃沟、杏沟和梨沟等五条沟，山上有关子梁和二十亩梁等几道山梁，山后还有一处叫泉子沟，有泉水。顺着泉子沟走上五六里山路可到达忻口。老乡们还指着村子四周的地势，一一告诉它们的称谓，其中一个叫 “烽火楼”和一个叫“司令官”的地名，引起了我的兴趣。烽火楼亦称烽燧，古人多建于山高之处，以为报警之用。烽燧引发的故事太多了，没想到我就要在它旁边耕作了。那“司令官”称谓由何而来呢？老乡说，曾经有两个大官与日本人作战时一起死在了那里，因而得名。再详细问来，才知道那两位大官是一九三七年忻口抗战时两位中国将军，但是具体是哪两位就不得而知了。忻口抗战，这是我第一次在实地听说。

后来我从《毛选》中的注解里，找到了一些相关的简介。因为那个年月正在大讲阶级斗争，因此当着县里和公社干部的面儿，乡亲们是不敢多说的。原因是他们当年看到和日本人打仗的中国军人，都是国民党军和晋绥军。平时和我们来往最密切的就是邻村河南村（亦称南怀化）的五个男知青，他们是比我们小两届的本校同学，他们听河南村老乡说起的忻口抗战的具体情况，要比我们知道的更多。比如说，当时的战况是如何之惨烈，在我们两个村子的山上和沟里如何都堆满了尸体，后来在埋过死人的地方长的庄稼和野草如何的疯长，果实如何大得吓人，以致骡马至此也立而不食青草云云。另外，他们还讲到了日本兵如何残忍的滥杀无辜，光是他们插队的河南村就有一千多人遇害，被称为“河南村惨案”。仅在他们知青住的小院里，就曾经有几十个老乡被杀。

插队期间，我向村里老人更多的询问关于忻口抗战的话题，不但验证了河南村知青们的说法，还得到了更多更惊人的内容。

记得有一次谈话是从北京景山公园的歪脖树谈起的。我给那棵树描述了一番，还讲了一些崇祯皇帝和随身太监在那里自尽的事，没想到人家知道的比我多多了。老人们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崇祯帝的故事。说他是个有德无福的皇帝，宵旰忧劳十七年，还是未能挽救明王朝覆灭的命运。但是他在最后时刻用鲜血在袍子上写下“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字样后，以发覆面毅然自尽。此举不但赢得了李自成农民军的敬重，还使得你们北京城的老百姓免遭了一场大屠杀的惨剧。崇祯皇帝舍身殉国之举和为民请命之心，沦浃于天下更感动了关子村的村民。于是他们塑了一尊披发跣足模样的崇祯皇帝泥像，供在自家祠堂之内，奉为神明。

一九三七年忻口抗战时，日本兵血洗了周边的所有村庄，并且也曾重兵包围关子村磨刀霍霍。但不知何故，鬼子兵在突然之间就全都撤走了。全村人的性命得以保全，家园免遭兵燹。与周边村村戴孝，户户冒烟的惨状形成巨大反差的关子村村民，在惊恐觳觫之余，很自然的就把感恩的目光投向了那座祠堂里。

令我震惊的是，供奉崇祯皇帝塑像的祠堂，居然就是我们现在睡觉的那间老房子，早先叫做北极宫。崇祯帝的塑像和北极宫的大匾，一直都在原先的位置上放着未曾挪动，只不过在那个年代给掩藏起来了。原来，村里很需要我们知青的那笔安家费的住房款，于是他们就决定将北极宫暂时挪作男知青宿舍。但又怕我们破坏了，于是就用土坯将供奉崇祯塑像的神龛给砌上了，再用泥给抹平了，然后又贴上一张毛泽东的画像，这样就完成了泥像的隐蔽。屋内那块高悬的北极宫大匾，也被糊在纸顶棚以内了。因为从未有人说破此事，我们自然一概不知，原来在屋里每天注视着我们的伟大领袖的画像背后的墙里，居然还有另一双眼睛啊。

关子村古朴的民风和老人们的博识，始终让我觉得它的来历不一般。多年之后方知，关子村赵姓人口原是北宋钦宗皇帝之次子赵训的后代。赵训从五国城南逃，投叔父高宗赵构不成后，辗转定居在关子村。为怀念远在北国的徽钦二帝，遂将家族祠堂命名为北极宫。

北极宫里不供先祖宋钦宗，而是供奉另一位亡国之君明思宗崇祯皇帝，彰显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十年前当我们再次回村时，在残破的宿舍里见到了那块清道光年间的北极宫大匾，但是那个与我们曾经同处一室日夜相伴的崇祯皇帝的塑像，却从未谋面。刚刚在几天之前，我收到了参加在关子村村边重立被毁的“晋北雄封赵训之墓”墓碑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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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老人们还说起了忻口抗战中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就在与河南村交界的烽火楼，那时也叫做二零四高地。为了控制这个主阵地，中日两军在那里展开过长达几天几夜的争夺战。敌我两军一经接触就展开肉搏战，每当杀得难解难分时，双方就用炮火覆盖阵地，霎时间战场上血肉横飞非死即伤。紧接着就是一轮接一轮不停的进攻厮杀。

中国军队每次的进攻都是团级规模，据说在一个昼夜里，二零四高地十三次易手，中方损失了十一个团。战斗间隙中，日本鬼子将自己的重伤员一律枪杀，然后把死亡人员的一只手剁下，写上姓名装箱带走，剩下的尸体一烧了之。而漫山遍野的中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历经了三年之久，才由所在地块的主人掩埋处理完毕。关子村的每户人家都参与过这项工作。从那时起，山里晚上就有了鬼火，就是那随风飘逝的蓝绿火星。他们还笑问我可曾看见过，大有见怪不怪之意。

也许是年轻，纵然我知道了四周的山上埋有密密麻麻的尸骨，也不太以为然。直到有一天，几百具阵亡将士的白骨突兀地显露在我的面前，才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做触目惊心。

从我们插队那时开始，山西连续几年遭遇大旱。在上级发出 的“天大旱，人大干”的指示下，我们开始担水上山抗旱。后来村里通了电，又修成了两级高灌引水抗旱工程，引云中河之水上山，浇灌山上的坡地和梯田。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的春天，生产队长带着十多个老乡和我们几个男知青，在山上的二十亩梁一带巡渠浇麦地。中午时分，渠水突然从水渠的一侧猛烈地渗出。见此情形，大家赶紧上来挥锹封堵，一边大声笑骂着一边忙活着。前前后后在泥里干了好一阵子，松软的水渠终究禁不住水流不断的冲刷渗漏，最终还是崩溃了。

刚才还是清澈舒缓的渠水，一旦破渠而出立刻就变成了汹涌浑浊的激流，带着哗哗的声响，狼奔豕突般的向着低凹之处猛烈地冲去，所到之处立刻就形成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壑。队长叫我赶快去通知山下和半山腰的两级机站，叫他们紧急关机停水。我扔下铁锹，光着脚向山下跑去。按程序把两级电机关闭了，最少需要十来分钟，这就意味着那脱缰野马般的渠水，还要再肆孽一会儿。等我再回到现场，只见那些人还都在原地拄着铁锹无奈地站着呢。又等了一会儿，水终于停了，一度喧嚣的场面也寂静下来了。可是原本平整的麦田，已经变得沟壑纵横惨不忍睹了。

鉴于时间不早了，一时半会也处理不完眼前的情况，队长宣布收工，大伙儿纷纷地走了。我也正要准备下山时，突然看见那些新形成的沟壑里有许多发白发亮的的东西。我走近了仔细一看，啊，那些白亮的物体都是人骨！不用说，这就是老乡们说过的忻口抗战时阵亡的中国将士的遗骨。

三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将士们的血肉之躯已然化做累累的白骨了。尽管我听说过这里曾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但真的一下子有那么多的白骨突兀地出现在眼前，还是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我慢慢的走近了那些白骨，尽管奔腾的泥水将他们从黄土中冲出，但光滑致密的骨植上，没有附着上一点点的污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洁白无比，甚至白得有些刺眼。

放眼望去，从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沟壑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个，一排排，一层层阵亡将士的不同部位的白骨。在一处较为宽阔平坦的沟里，出现了一大排完整的骸骨。我走过去数了一下，足足有十七具之多。那十七颗不屈的头颅，直指日本兵进攻的方向，生则一起抗日杀敌死则同眠一穴，现在又一起暴露在晴空之下，天底下还有象这样同生死共患难的铁血军人好男儿吗？

这时，寂静的山梁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在草木葱茏春光无限的大地上，为国捐躯的将士的白骨就这样裸露着。我不是天生胆儿大的人，更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可是面对这累累的白骨，尤其是那么多眼洞空空牙齿龇咧的骷髅时，我却没有感到一丝的恐惧。

我心里想着，如果此时他们能借着摆脱黄土束缚的机会重获新生，再次回到自己亲人的身边该有多么好啊。或者，能让他们的亲人寻觅英灵前来于此，看上他们一眼，那也是好的呀。果真能够如此，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此聚会情形，将会是怎样一个撼天地泣鬼神的场面啊！

将士们死了三十多年，埋在关子村的山上三十多年，遗骨居然让河水冲出来，暴露在个高阳蓝天之下，难道不惨然奇怪吗？

此时，我想起了古人说过的一句话：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天已不早，我告别他们下山去了。

当天下午，我被安排干别的活儿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再路过那块地时，发现白骨已被重新掩埋，地上的一切都修复如初了。

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么伟大的抗战历史不能被罔顾，这么多为国捐躯的中国军人的尊严不能被漠视，我一定要为这些亡灵做点事情。四年之后，我结束插队务农返回北京，重新开始了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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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忻口时我心里很是激动，奠基了就意味着告知四方，告知那些地下的亡灵了......

一九九五年，电视剧《忻口战役》播出，接着山西忻州市（现为忻府区）政协的胡全福先生所著《三晋同仇》一书问世，两部作品突出地描绘了主战场关子村到河南村一线的战斗，尤其是惨烈的二零四高地争夺战。由此，我知道了在“司令官”处牺牲的是军长郝梦龄和师长刘家麒，同日阵亡的还有旅长郑廷珍和团长代旅长李继程。对河南村大惨案和关子村幸免于难也有介绍。另外，作品中还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破坏交通，断敌供应，炸敌机场，积极配合正面战场的事情，让我大开眼界。后来，我翻阅了很多资料，一幅忻口抗战的真实画面，逐渐浮现在我脑海中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成为了主要战场。日军很快就攻占了平津，一路沿平汉线向西进攻娘子关，另一路突破了南口张家口，攻陷大同，向着雁门关一线的长城各险隘关口进攻。两路日军的进攻目标，直指华北重镇太原。担任夺取太原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是凶狠狡诈的板垣征四郎。此时，蒋介石最为担心日军从卢沟桥进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重现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故而下决心宁可引导日军沿长江而上，也决不能让其再循忽必烈之足迹。于是在同年八月中旬，他发动了淞沪抗战，攻击驻沪日军，吸引其主力部队增援，诱敌改变战略进攻方向。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这一战略企图奏效，日本对进攻中国的战略方向做出重大调整，大量军队调往淞沪战场。华北日军的两个主力师团开往淞沪后，其兵力已然捉襟见肘，这就为在忻口狠打板垣创造了有力条件。

板垣早在一年多前以朝拜五台山为名，骑马游历了雁门关一线，暗中勘察制定了进攻山西的路线。此时由他率领的五万多日军精锐在攻克大同后，突然绕开重兵防守的雁门关，向东出击繁峙茹岳口，意图包抄雁门关中国守军。在此危急形势下，阎锡山被迫同意蒋介石派兵入晋，共同防守太原以北最后一道咽喉要地忻口。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和晋绥军姜玉贞旅的原平保卫战等战事，为迟滞日军进攻和中国军队在忻口从容布防，创造了宝贵战机。同年十月初，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付司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国民党军八路军晋绥军以及在晋的西北军豫军川军等十八万中国联军，在忻口一线抗击板垣兵团。忻口抗战的作战计划是由阎锡山、卫立煌和周恩来共同参与制定的，朱德、彭德怀被任命为右翼军正副总指挥，阎锡山拨十个团归其指挥。徐向前还受邀指挥晋绥军。在此之前，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曾经先后途经忻口北上，与阎锡山、程潜、傅作义和黄绍竑等会商八路军的参战事宜。给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的命令，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下达的。历经近一个月的忻口抗战，最终中国军队以两万零七百四十二人阵亡，三万四千九百一十九人负伤的代价，重创了日军，打死打伤敌军一万多人，粉碎了板垣“一个月攻占太原，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后来，由于娘子关防线的失利，迫使中国忻口守军在即将反攻并有可能全歼板垣之时，不得不主动撤退。忻口抗战遂成为不败之败仗。受到严重打击的板垣尽管后来还是占领了太原等地，但已深陷战争泥潭，再也无力渡过潼关南下了。忻口抗战由此成为了抗战初期华北战场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消灭敌人最多，对抗战全局有重大影响的第一战役。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率领的八路军全部主力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和一二九师深入敌后，破坏交通，炸敌机场，消灭零散残敌，已经完全切断了板垣的后勤和军火供给，给忻口正面战场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歼敌态势。因此忻口抗战也成为了国共合作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成功合作战例。惨烈的忻口抗战，也成就了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陈长捷、李仙洲、李默庵、郭寄峤、王靖国、董其武、孙兰峰、刘戡等人，一生之中最辉煌的时刻。

转眼间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全国大大小小的纪念碑、纪念馆数不胜数，可是居然就没有一座纪念物以资纪念忻口抗战这段光荣的历史和两万多阵亡的将士们，这着实令人唏嘘不已。我认为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逐渐成熟了，决心以我做企业策划的经验和积蓄，投入到建设忻口抗战纪念物的工作中去。

我首先尝试着给忻州政协打电话联系胡全福先生，没想到出人意料的顺利，不但一下就找到了胡先生，还和忻州政协的张映元主席通了话，他们热情的邀请我来忻州面谈。几天后，我来到了忻州，结识了这位令人尊敬的胡全福老先生。他是一位忻口抗战史的专家，为人低调而正直善良，笔耕不辍思维清晰，与多位参加忻口抗战的老人及家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张映元主席、胡全福先生以及另外几位老同志，向我介绍了他们这些年对于建设忻口抗战纪念基地，特别是纪念碑的建设等一系列宏伟规划的想法，但一直限于条件不够难以实现。我明显的感到忻州的老同志对于忻口抗战积极性和所做的工作，远胜于我，对此我深受感动。我就与忻州政协合作建设忻口抗战纪念性设施的事宜提出几点看法：一是要解决合法性问题，一定要取得上级的正式批文；二是如何协调好和忻州市，乡，村的关系；三是纪念性设施的主体设计问题，为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和干扰，增大信息表现量和突出新颖性独特性，建议不采用通常的纪念碑方式而选用纪念墙；四是建设资金问题，以社会赞助为主，辅以忻州市和我本人投资弥补不足。社会赞助款打人忻州政协设定的账号，并由其进行管理。这些意见都到的了他们的认可。

回到北京后，我就开始构思纪念墙的具体设计和寻找专业的艺术设计人员。我希望找一个不太知名但有才华、有经验、动手能力强，又不太强势的设计者，这样既可以少花钱，又可以让我的构思得以体现，避免配合上的不谐和麻烦。真是天随人愿，几天后偶遇过去的一个工厂同事，她现在北京建筑艺术雕刻厂工作。我把要求一说，第二天她介绍的本厂技术员杨龙伟就到了我的办公室。杨先生高高瘦瘦的，大约四十岁左右，边听边在本子上又划又记的，十分精干。我先向他简要的介绍了忻口抗战及我的想法，然后提出了我对纪念墙设计的具体想法：第一，纪念墙采用城墙样式，寓为血肉长城之意。高为三点六五米，长十二米，象征一年之意。总平面和两端的立面均为楔形，在较大一侧塑三个人像，高度与墙等高；二，纪念墙正面镶嵌一座大型浮雕，浮雕正中是一个无名战士两手拿着手榴弹的图案，这是我为了纪念在忻口抗战中第一个牺牲的中国军人。至于他姓甚名谁，具体的牺牲情节我一概不知，也无从查找。我知道在古往今来的大大小小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一定是最前沿的战士。作品人性化是我要坚持的一个特色；浮雕的左边是炮群开火的图案，象征国民党军抗战，因为那时八路军没有大炮；右边是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图案，象征着八路军敌后战场的抗战；三，纪念墙的背面，是描述这场战役的碑文；四，在纪念墙两端的立面上，其较大的一面刻有国共两军阵亡将士名单，较小的一面刻有立碑人和建设者的名录。中午，我想请杨先生吃饭，他没吃就走了。两个小时以后，他拿着一个刚刚做好的纪念墙的石膏模型来了，建议将墙体再抬高十公分。以后，他又对浮雕图案的整体设计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将无名战士的设计缩小并左移，让炮群居于浮雕主要位置。对此，我一概同意，包括他提出的费用预算和付款方式。

一九九七年初，正当我沉浸在纪念墙设计落实的喜悦之中时，突然接到胡全福先生的电话，说咱们这件事情有可能办不成了，具体的情况希望来忻州面谈。我随后火急火燎的赶到忻州，看到一份中央文件，其中要求凡是纪念性设施的建设，必须报最高党政当局部门批准。忻州方面从未想象到事情会有那么复杂，以为建设纪念墙的事肯定是干不成了。我的看法正好和他们的相反，我认为中央现在限制的是那些不利于改革开放的行为，对于我们所做的这件有利于团结海内外中国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事情，一定会得到支持的，该怎样申报就怎样申报，一刻也不能等。我们意见统一了，马上找到忻州市委书记（现为忻府区）和市长，他们也都一致支持申报，并且表示对这件好事绝不能袖手旁观。当天，由忻州市政府按照行政程序，行文上报。日后，又改为以忻州市委按照党组织程序行文申报。

我这次到忻州时，顺便拿着刚制作完成的纪念墙模型让大家看，忻州的老同志们看了后都很兴奋并交口称赞。第二天上午，我和市领导和市政协的领导以及老胡，高城乡的张喜云书记由忻口村的支部书记赵玉顺带路，一起到忻口村审定纪念墙建设的地点。该址位于忻口村村南的一处高地上。那里正赶上有人取土施工，忻口村的干部和施工单位讲了纪念墙的事情，人家马上表示全力支持并立即改变作业计划，按照忻口村的要求免费将施工地点推平整，节省了一笔资金。我们大家一致对忻口村的支持和选址表示满意，接着忻口村赵玉顺书记提议说今天就是吉利日子，干脆咱们就把奠基搞了吧。鞭炮声响起，一块用红绸子包起的奠基石，庄重地放在了事先挖好的坑里，大家动手填土，完成了庄严神圣的奠基仪式。临走时，赵玉顺书记当众问我，在这个活动里面你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只有一点，那就是将来如果纪念墙这里红火起来了，你们要让关子村的乡亲们享受和你们忻口村村民一样的待遇，容许他们来这里做些与红色旅游相关的商业活动。

离开忻口时我心里很是激动，奠基了就意味着告知四方，告知那些地下的亡灵了，天不可欺人更不可欺，工作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同时我也有一丝隐忧，距忻口抗战六十年纪念日不远了，时间太紧了。

回京路过太原时，我到朋友推荐的十几家大型国企和金融单位去拉赞助。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无论我怎样耐心的解说，人家就是听不进去。原因之一是从来没听说过有忻口抗战这件事，二是闹不明白你一个北京人到我们山西干什么来了，尽管我有忻州政协出具的证明和文件。后来，好歹还有几个单位的领导表示，他们会派人去忻州了解情况的，如果真有此事，赞助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要有中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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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像美国越战纪念墙一样，尽收所有忻口抗战牺牲将士名录，供于纪念墙前，给亡者和遗属一个抚慰和交代。

回京后，我见到了杨先生的老领导赵厂长，憨厚的老赵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大会堂施工的参与者，做纪念墙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但他也提出了时间的问题，希望工程及早确定及早准备，否则抢时间赶进度难免会影响成品质量。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能动用的关系全求到了。终于在八月中旬的一天，接到胡全福先生的通知，最高党政部门已经批准了纪念墙的建设，文件正逐级下传，工作现在就可以开展了。我听了急忙找到杨先生和赵厂长，一手交予付款，一手要他们赶进度，并通报忻州方面。同时计划择机再赴忻州，拿到各级批文，再去太原拉赞助。

当我再次来到太原，把最高最新的批文送到那些大企业领导的办公桌上时，他们又提出一个要求，一定要有当时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的题词，否则赞助不能给。于是解决题词的问题，又成了我案头的第一要务。终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忻州的书记终于在偏关县委招待所等到了胡书记，烦请他在百忙之余为“忻口抗战纪念墙”题词。

我拿到题词的照片后，即刻又去找那几个大企业，新得到的答复是：还得再研究研究。听说也还真的有几家企业派人去了忻州，拿了材料，吃喝一通夹着礼品走了，从此再无下文。只有一个运输个体老板，按照提供的账号汇了一笔钱，可惜账号还有误。太原不成，我又拿着文件和题词，转向在北京的一些民主党派，统战团体乃至忻州原平籍的在职高官，希望得到些许支持。北京的衙门就是牛，人家都懒得听你解释什么忻口抗战，让你把文件留下然后就送客。

拉赞助不成，我按照事先与忻州政协的约定，忻口抗战纪念墙的浮雕，墙上人物和其它装饰物等的设计，制作，运输，安装的全部费用均由我来支付。

随着纪念墙浮雕的设计制作进度加快，忻州政协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第一批制作好的浮雕运抵忻口村时，当地的乡亲们给以了极大的支持。赵厂长和杨先生带队进场丝毫不敢怠慢，生怕出差错对不起牺牲的将士们。我则留在北京，监督剩下的工作。当最后一批加工任务完成后，原先联系好的运输车辆和押运人员都临时有了变化，前方又急等着这批活。没办法，我只得亲自上阵。

一大早，我先去广安门外拦了一辆回晋南的空驶大货车，去北郊装车，再押车带路去往忻口。在临近下班高峰时，大货车司机违章将车驶入西二环，交警发现后驾着摩托车就追。可是年轻司机一点不怵，驾车风驰电掣般的在车流中左右穿行，转眼间就从菜户营开来到了丽泽桥，后边的交警也不见了，给我吓得够呛。我们一路前行，于深夜十二点左右到了达沉睡中的忻口村村外。

这时已进入深秋，夜晚的晋北凉气逼人。因为事先没有定好，也就没人等待接车。货车司机和助手在车里睡了，我独自一人在附近踟蹰。环视着月光下的金山，熟悉的关子村就在山的北面不远处。我急切地想看看纪念墙的施工，但天黑什么也看不见。所有人都想早一点建成，早一点给那些阵亡将士们一点抚慰。安寂的忻口村就在眼前，我曾经无数次的来过这里，上下火车，赶着驴车买煤，和驻军与水文站的朋友聊天打球等等。尤其是送同学乘坐夜车回北京，送完了村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时，夏天路上要提防随羊群迁圈的群狗追咬，冬天下雪夜里看不见路，就得在空荡寒冷的车站过夜。

此时，我又想起老乡给我描述的抗战时的忻口。那时，十多万中国大军的上百个后勤部门，都集中在忻口村里。白天炊烟四起，夜晚灯火通明，几百口大锅要日夜不停地为前方做熟食烧开水。大批伤员集中在车站附近，等待火车运往太原。应差的几万民夫吃住都只能在野地里，如果碰上鬼子了，扁担和刀叉枪剑就是他们的武器，他们赶的骡马驮着伤员和弹药给养南来北往。敌机不时在天上轰炸扫射，远处的枪炮声隆隆不绝。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抗战场景！没有和这里的老乡一起生活，一起出民工修公路，一起在大野地里看电影，看挠羊摔跤比赛，不会有此体会随想。

天亮了，村里有人出来看见我们了，很快老赵小杨他们就来了，忻口的村干部也到了。洋溢在大家脸上的笑容，让我感到高兴也感到踏实。忻口抗战纪念墙正在一步步的完成。

有了忻州市、忻州地区、山西省和最高党政部门的支持，有了张映元主席胡全福先生、高城乡、忻口村的领导和忻口村乡亲们的支持，也有了无数关心、热爱忻口抗战的仁人志士的支持和贡献，以及杨龙伟、赵厂长等现场施工人员的辛勤劳动。一座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满载着悲壮历史风云的、五万多人流血牺牲为代价的、凝结着后来人对为国捐躯将士无限崇敬的忻口抗战纪念墙，终于忻口抗战六十年后建成了。

许许多多参战人员，及其亲友遗属闻讯纷至沓来，哀悼祭奠他们的亲人和战友。当地的党政机关，驻军和学校也将此地作为爱国教育基地。忻口村一个年迈的老人，不分严寒酷暑，十几年如一日看护着纪念墙。我有一个海外的朋友，实地考察了忻口抗战纪念墙和二零四高地，并将全部录像资料拿到海外，反响非常强烈。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良心。

尽管纪念墙上没有刻上我们北京方面的一个字，我没有丝毫怨言。我自以为，我没有辜负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将士们给我的“启示”；我的父母，家人，老师，同学，亲友，和许许多多好心人对我恩深益广，我借此机会代表他们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高兴的事情，我感到无限的欣慰。

忻口抗战纪念墙建设的艰辛，无法与忻口抗战的残酷相提并论，它只是岁月中的一朵小浪花。然而，正是这些无数的小浪花，使现在的人们看到了那曾经构成恢弘历史大潮的真实一面。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指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为中国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忻口等抗战，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埋没重获殊荣。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庄严最伟大的人间正剧。但是极左思潮将这出民族的正剧演变成了一场闹剧，甚至是悲剧。中国的宿敌钻了中国人不团结的空子，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乘机攫取了最大的利益，实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所幸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什么能比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复兴，实现国家的进步统一更为重要的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克敌制胜的法宝。尊重历史，维护人的尊严，多说多做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事情，才是爱国。历史终究会由人民做出最公正最严厉，同时也是最无情的评判的，正可谓一字之褒，胜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

时过境迁，纪念墙的事早已逐渐淡漠了。但是，在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想起关子村山坡上的那一幕，奇怪的是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不是那白骨和骷髅，而是一个个戎装严整，生机勃勃的中国军人的形象。每到此时，我内心的激动和满足，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在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有一座由士兵执勤的无名战士墓，墓碑上刻着非常感人的一段话：这里长眠着一位美国士兵，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心里也有一座无名战士墓，没弄清楚那些白骨是属于哪个部队的，没弄清楚忻口抗战第一个牺牲的人是谁，始终是我一个隐隐的遗憾。

可巧，前几年我从胡全福先生寄来的资料，和朋友送给我的书中看到，当年驻扎在我们关子村的和防守这里阵地的中国军队，有第九军的两个旅，第三十五军的两个旅，先期集结的晋绥军的几个旅，和由许权中率领的以中共地下党员为主体的西北军的一个旅，此外还有陆续前来增援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和李仙洲的二十一师。由此这些部队番号之繁杂，也可以看出当时战斗的惨烈。

我当年在关子村看到的那些骸骨，一定出自这些部队的阵亡人员。让我特别感到伤怀的，是西北军阎揆要带领的一零五七团中，一个以流浪儿童和穷苦少年组成的幼年娃娃连，原本只想让他们到战场上见习一下的，不料突遭大批凶悍日军的袭击，其悲惨的结局实在让人不忍落笔。在这些部队中，又以第九军的损失最大。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阵亡。团以下军官伤亡三百四十多人，士兵伤亡六千余人。

忻口抗战中第一个牺牲的人，也有了答案。他就是第九军五十四师一六二旅三二三团一营二连七班人称王二的上等兵王得禄。在大战前夕的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凌晨二时许，日军七辆战车和一辆材料车，从原平方向沿北同蒲公路向南行驶到云中河北岸，在中国军队严防的高垒深沟前徘徊侦察。王二经许可后潜出深沟，利用黑夜掩护，用手榴弹炸毁了日军战车材料车各一辆。当他还准备再扩大战果时，不幸被其它车辆上的日军射杀。王二成为了忻口抗战中英勇牺牲的第一人。自此，慷慨赴死，视死如归者接踵而至，数不胜数。

看到这里，士兵王二拿着手榴弹的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当他的身影与我头脑中纪念墙浮雕上的那个一只手拿着手榴弹，一只手拿着刺刀的中国士兵的影像逐渐重合为一个人时，我激动得泪横满面。当初我在构思纪念墙时，一个看似无心的随意之举，居然暗合了历史真实的一幕，真是天不可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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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口抗战纪念墙的知名度现在还不高，规模不够宏大巍峨，建筑材料低廉且普通，制作也不甚精美，相比之下显得很是寒酸。但是古语说得好，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忻口抗战纪念墙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一个缩影，因此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得到所有了解那场战事，了解纪念墙建设过程的人们的认可和赞赏。该墙是由民间策划，民间发起，民间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支持，最高党政部门批准的，没用或很少用纳税人的钱建设起来的，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一件作品。该墙是全国唯一一座将国共两军抗日烈士名录刻在一起的纪念物，其历史的真实性不言自明。

尽管目前囿于条件限制未能全录，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像美国越战纪念墙一样，尽收所有忻口抗战牺牲将士名录，供于纪念墙前，给亡者和遗属一个抚慰和交代。该墙从设计构思时就想到，一定要把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战士形象体现出来，这种人性化的设计，在国内外所有纪念物上是罕见的。其中，又以设计和现实传奇般的一致，这种巧合可谓举世无双。

如今，我们这些当年的老知青，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阶段了，大家都格外珍惜那段在农村或兵团结下的珍贵友谊。每年都会定期聚会，高高兴兴的度过大半天的快乐时光。去年年底，在我们关子村的聚会之前，我做了一首名为《感怀插队岁月》的诗，献给曾经在一口大锅里吃饭的老哥们儿和老姐妹儿们。其为：

昔逢乱世走关子，同窗七友荷锄时。

慈严皓发长哀忆，家书难掩伤心事。

春风夏夜秋色里，烛残漏断北极宫。

风卷云舒鬓成雪，劫波历尽岂忘之？

写于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作者：赵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