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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中学生的西藏12年

《一个北京中学生的西藏12年》之一


——一段“政治传言”促使我决心去西藏


原创: 吴长生  知足长生

2018-09-19

整整50年前,1968年 9月14日,文革高潮中,在传言、豪情与迷茫的驱动下,我,一个北京的高中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自己买票,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开始了自行“闯进”西藏的旅程。北京、西安、柳园、敦煌、格尔木,火车、货运汽车,半个月的颠簸,我们抵达拉萨。度过10个月的“编外”军旅生活后,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号召,我与另外两位同学毅然到雅鲁藏布江畔农村插队,做了三年西藏农民,适应了吃糌粑、喝酥油茶与虱子为伴的生活,学会了流利的藏话。期间,当过媒体报道的“先进典型”,还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受过“清查”;进行过多种改变旧习俗的尝试,也干过拦路“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荒唐事。1972年我被调进西藏日报,开始了多彩但纠结的新闻生涯。8年中,在西藏70来个县的50多个中,留下足迹;经历过雪崩、泥石流塌方、多次车祸、罹患雪盲症等形形色色的灾难;作为“第一个”新闻记者,进入羌塘高原腹地、“无人区”--可可西里地区采访18天,骑马往返深入“无法无天无官无管”险恶之地--三岩采访10天。亲眼目睹天葬、水葬,投宿于“二妻十夫”之家,热情讴歌过违反规律的“战天斗地”光辉业绩,也体察、反映过终日辛劳不得温饱的百姓艰难。1968到1980,充满血与泪、冰与火、爱与恨、善与恶,一段亲身经历的难忘岁月。

《一个北京中学生的西藏12年》之一——

      一段“政治传言”促使我决心去西藏


1968年,我正好20岁。如果不是搞文化大革命,我本该在前一年就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了。是文革断了我们这一代的大学梦,使已在高中“学”了四年的我们,不知下一步要到哪里去,又能到哪里去。


1968年,各地陆续结束文革初期的激烈混战,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按照中央的部署,消除分歧,实现所谓革命派的大联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革命委员会,成为各省市自治区的首要任务。而当时中央采取的办法是,把各省市区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驻军领导以及少数“历史清白”的原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集中到北京来“办学习班”,经过争吵、磨合,达成基本一致后,组成“三结合”(军代表、革命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的领导班子,然后回到本省市区去,主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庆典,宣告新政权机构的诞生,并领导开展“斗批改”工作。那时,同时在京“办班”的往往有多个省市区。位于颐和园南边、西郊机场附近的空军学院(后来成为林彪之子林立果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是其中一个“办班”的场地。西藏学习班,就是在那里举办的。


在各省市区加紧办班的同时,各大中小学也都纷纷“复课闹革命”。而作为文革前入学的几届学生,则面临着毕业、去向问题。在校的大学生,按原来的制度,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没人废除这一制度,因此他们都在学校一边搞教改,一边待分配。而高考制度在文革初期就被废除了,大学停止了招生,66、67、68三届高中生的升学路被堵死,向何处去成了现实而紧迫的大事情。城市里肯定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就业,于是喊了多年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变成了最现实的选择和动员令。除了到北大荒、新疆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外,一些先锋分子,以“小分队”的形式,闯出了到内蒙等地农村、牧区插队的新路。陕北、山西以及云南等地,也发出了召唤。正值彷徨之际,一段有关西藏的“最高指示”传来,决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虽然早已记不清是谁最先告诉我那段传言的了(1968年9月一同去西藏的北京四中同学唐新桥回忆说,最早写信告诉他那段“最高指示”的是北京师院附中高三学生林春生;她原来也积极要求进藏,但为什么后来没去,记不清了),但那段话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说(大概意思):20年内要解放东南亚,西藏将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如果文化大革命后,能有一批红卫兵小将去,那该多好啊!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真的吗?我们通过多个渠道想予以证实,都没有结果。但我们从内心坚信这是真的,并因此下定了“去西藏”的决心。为什么会这么坚定?第一,这是伟大领袖的号召,我们理应积极响应;这些话与当时中国要取代苏联、担当世界革命根据地重任的说法完全符合,属于“输出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具体行动。第二,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抗美援朝,真正的大战事只有中印边界反击战,而从小就以黄继光、邱少云等为榜样的我们,认定只有去西藏才可能成为他们那样的英雄。第三,面临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我们,也想像一些去内蒙的先行者那样,以“上最高的山、下最远的乡”的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热血青年到西藏去,落实伟大领袖的指示,实现远大的革命抱负。第四,作为家庭出身非“红五类”的我,也实在没有其它更好的出路。


以战友找战友的方式,很快就“串联”起了七八个学校的10多个中学生,我所在的北京四中最多,有6人(汤池、贾小黎、胡绎、郑友增、唐新桥和我),北大附中3人(郑永安、刘晓莉、李祖澄)、11中2 人(李一伦、杨德凤),其余的京工附中(商铁兰)、女3中(郭亚馥)、女9中(李林)和39中(江山美)就都是1 人了。由于我当时还在学校担负一些学生组织工作,没怎么参与和西藏方面的具体联系事宜,这方面的事,主要是几个外校的女同学做的。他们频繁地往空军学院跑,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表明我们的想法,受到对方的热情支持,欢迎我们“加入”他们的革命队伍。但当时西藏处于军管状态,“说话管事”的是军区领导,因此我们的“代表”又想方设法找军区首长,反复表达决心,软磨硬泡地争取他们的同意。大概是因为当时主要精力放在“促联合”上,加之“北京学生自愿申请进藏安家落户”是从来没有的事,他们有的不明确表态,多数是态度和蔼地拒绝。大约1968年的六七月间,我还跟伙伴们一起去过一次空军学院,在北大门外的一片树林中,见过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陈明义。那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对我们特别和气,还夸赞江山美脚上穿的自制布鞋“真漂亮”,但就是不明确表态同意我们去西藏。面对“揪着你们的飞机尾巴,也要去西藏”的“誓言”,他也没有松口。就这样“磨”了几个月,几乎没什么进展,弄得大家都有些灰心了,甚至有了另选别处(去云南)的念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郑永安,后改名郑锐)找到了她母亲的一位老战友--西藏军区副参谋长陈子植,尽管陈子植也没有明确答应我们进藏的请求,却“启发”了我们的思路,促使我们下决心“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既然“获得批准”的大门很难打开,那么就不再继续费口舌,干脆“先斩后奏”,自行进藏!面对自己想办法到了拉萨“赖着不走”的既成事实,看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相信,有革命群众组织的欢迎,有父辈老战友的关照,就一定能实现进藏安家落户的愿望。


决心下定,主意拿定,我们开始做父母们的工作。西藏毕竟太遥远、太神秘了,给一般人的印象,除了冰封雪冻的世界屋脊,展览、电影中残酷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平息武装叛乱,就是大扬国威的中印边界反击战,而同意孩子到那里去安家落户,他们绝对从没有想过。但是,在全国失控的大背景下,各个小家也早都失控了。尽管很不情愿,但多数家长还是表示“支持”孩子的革命行动。当然,也有坚不松口的。比如和我同校的两位同学,胡绎的父母亲是到临上火车的前一天晚上才勉强点头的,弄得连行李都没时间托运,直接扛着箱子上了火车;唐新桥干脆没再与父母亲“废话”,趁他们离家上班,留了一张告别字条,就自己提着简单的行囊去火车站了,而他是我们那一行中年龄最小的,当时还不满17岁。


1968年9 月14日,那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15名北京中学生,自己买车票,从北京站踏上了西行进藏的旅程。彼时彼刻,我们满怀激情,没有任何杂念,一心去实现从懂事时就“确立”并通过无数政治运动、阶级教育不断巩固、强化的远大革命理想,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我甚至拒绝母亲送站,避免了凄凄惨惨的送别场面。


纯洁,幼稚;激情,偏执;充实,迷茫; 崇拜领袖,无限忠诚;目标远大,前景莫测……各种精神因素,交杂一体,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思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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