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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的意味【沙亦强】

四中的意味


初67届毕业生  沙亦强


2014年初,孔丹秦晓之争成为标志中国思想界严重分歧的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事件,双方据说的剑拔弩张,被绘声绘色,流传甚广。无论此事是否被有所夸张,但挺有意思的一点是,不少转述者都会特别指出,两人曾是当年北京最好的男四中的要好同学。争论披露于报端后,我看到一位非京籍知名人士在报上发表感慨说,这是所什么学校,怎么会有这么多故事?看后不由心中暗笑,这在四中应该不算什么大事吧?四中校友聚会时,刀光剑影式的思想交锋早就习以为常。不过我也能体味到转述者们意味深长的潜台词,他们是在想说,在中国的顶层精英中,对于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裂变。

    北京四中作为我国中学教育的重要品牌,其声名远播,影响早已不限于北京,很多四中毕业生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发挥过或正在发挥着社会精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正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们演绎着关于四中的传奇故事,铸就了一所学校的百年辉煌。百度一下近年北京市重点中学介绍,关于四中的简介往往都并不长,但被引用相当多的一段肯定是最牛的:“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有着极其深厚的教育文化底蕴。百年以来,培育出了数以万计的卓越人才,其中大多数成为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也有不少人成为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不知这段文字出自哪位四中粉丝,但总体上应是事实;而翻翻其他中学的简介,虽然长短繁简不一,各有千秋,却轻重自现。其实,即使我国的大学,又有几所能够或者敢于这样写呢?网上流传着各种中学排名表,不同的排名表自有不同的标准,四中也不一定都排在第一。在一份北京市重点高中排名表上,四中被列在西城第二,却在后面加了个括号,颇有意味地注明:这个最好,没话说。

英国艺术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AF%84%E8%AE%BA%E5%AE%B6&fr=qb_search_exp&ie=utf8" \t "_blank评论家贝尔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意味”是个多义词,常常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在这里我理解应该主要指意义和趣味。所有艺术门类的作品,尽管千差万别,但其品位的高下,终归取决于其对于多数受众的意义与趣味。同样,我们也许可以类推定义,“品牌是有意味的产品标识”,不管这种产品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能够成为品牌,就一定有其独特的意味。也可以认为,“教育是有意味的学习过程”,教育的真谛应是能够培养出使人生有意义、有趣味的能力;而当下的教育由于其极端功利性,以致从一开始就常常以狭隘的目标剥夺了学习的真正意义和趣味。不能不说,其后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人生的根本意义和趣味。

四中的教育不管是源于传统还是来自创新,其毕业生无论高居于庙堂还是散淡于江湖,许多人的成长过程都常常会使人感到别有意味。细细想来,四中的深长意味既是多方位的,也是多层次的。


中央教科院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恢复高考以来的3300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不止如此,“调查了全国100位科学家、100位社会活动家、100位企业家和100位艺术家,发现除了科学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有一定关系外,其他人所获的成就和学校教育根本没有相关关系。” 这个调查结果的引用率挺高,但调查实际上想说的到底是什么?是认为恢复高考以来的大学教育总体上不成功吗?还是想指出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中作用有限?其实你去调查全世界的政府首脑、商界领袖,又有几个是状元出身?而要说成就与教育无关显然是要强调教育的非功利性,却又未免过于绝对。在我看来,不仅大学教育,即使中学和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与成就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关键在于学校教育给予学生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就四中而言,一定会有许多毕业生认为,自己的成长相当程度上受益于在四中所接受的教育。

我于1964年考上四中,到1966年6月因文革停课,实际不过上了两年初中(而且还未来得及进行升级考试),而作为1967届初中毕业生,由于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的缘故,在四中校园却生活了4年多。1968年赴山西插队,说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5年多的农村生涯里,一起插队的是四中同学,经常往来的也是四中同学,冬闲回京的几个月,更是差不多天天和四中同学泡在一起。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高年级学生的影响对我们的发展至关重要,那是我们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能够一直保持学习热情和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不断促进思想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以致我常常觉得其实是在四中生活学习了十年。

考上四中于我是个偶然事件,因为我从小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学习上虽然从没觉得吃力,但连个小队长都没当过。我们小学的那些好学生不少都早就确定以考上四中为目标,我连重点中学是怎么回事都一直弄不大明白,只知道四中是所大家都想上的好学校,志愿也是妈妈和班主任商量着给我填的。上了四中以后,我们班不到50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小学时是大队长,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入学成绩是满分,这两个三分之一的人里肯定都没有我,但我好像一点都没感觉有什么压力。我是6岁上的学,在班里永远是小弟,当干部、出头露面都没我什么事儿,所以,跟着人学,跟着人玩儿,日子过得倒是很快乐。包括插队期间在内的十年里,我好像一直是跟随者,周围有着那么多牛人,接触不必很多你就会很容易发现某人的过人之处;有着看不完的书,即使到农村插队也带上几大箱书的颇有人在,而且都很大方,只要有借有还就行。农活不太忙时,到几个熟悉的插队点转一圈就能换不少书回来,当然来回可能要跑几十里路。

1974年,我作为工农兵中专生被山西省电力学校录取,离开了农村,也脱离了跻身十年的四中大环境。从那以后,我明显感到自己的社会角色转换很快,不管在学校、企业还是在机关,我开始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也逐渐对周围事物有了一定影响力。1982年初大学毕业之后,我先后做过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央企经理部经理、咨询公司总经理、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等等,在我从事过的多数工作中,自我感觉都是游刃有余的,也渐渐添了好为人师的毛病。从小学到中学,我没有一篇作文被当过范文,而当了杂志主编以后,我写的不少文章都在行业里成为话题。说这些并不是想自我表扬一下,耳顺之年,这些身外之事应已视若云烟,只是想表达自己在四中学生中走的是一条“非典型”成才之路。之所以说“非典型”,是因为一般认为四中都是尖子生,成才有其必然性,而我可实在算不上什么尖子生。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我以为,在四中时期开始形成的价值取向、思考方式以及读书嗜好,应是影响一生的深刻烙印。实际上,四中学生在入学时的水平肯定是参差不齐的,一所学校如果通过几年的培养,能够使多数学生在很多方面普遍达到较高水准,这所学校才可称得上是高水平的。所谓“较高水准”的衡量,并不一定都表现在所处社会层次上,而常常体现于一个人在所处任何群体中都能发挥影响的程度。

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应该是教学过程,但师生之间的教与学远不能涵盖学校教育的全部,学校的整体氛围、丰富的课外教育以及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影响,对每一个学生的素质培养与人格塑造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欧美很多著名大学录取新生时都会很看重学生的课外教育成绩。文革时,学校的教学进程受到严重破坏,即使后来有一段所谓“复课闹革命”,正常的教学秩序也始终没有得到恢复;但只要学生没有完全脱离学校,学校教育就仍然会以其他非教学形式存在,其中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是最有效的重要方式。

从文革第二年起,我参加了当时学校最主要的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的动态组工作,主要是每周出一份油印的“动态报”,内容包括当时最新的中央首长重要讲话和各地消息。我开始只是帮忙,后来别人都撒手不大管了,从收集消息、编辑到刻钢板、油印、发放,基本是我一个人为主干了一年多,可以说我15岁就算当了一回小主编。(巧合的是,几十年后,我退休前的主要职务就是一家杂志社的社长兼主编,也可算是一段小小的传奇?)文革动态是很多人都关心的,我们办的“动态报”很受欢迎,教导处小院那横跨三间的小小办公室里经常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由此我在学校从高三到初一各年级都认识了不少人。我亲身经历过文革中的很多重要事件,特别是参加过或旁听过很多高年级学生对形势的讨论,现在想来那不过还是一帮最多十八九岁的大孩子,而很多人身上那种使命感和理性精神真是使我受益匪浅。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在高年级学生影响下大量阅读文史哲及政治书籍。我始终以为,尽管非正规,但那却是当时我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基础教育。

从这样的学校出来的学生,一般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学生成长的教育氛围,从而产生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所有的群体成员共同成长。以我的观察和体会,四中学生的共同特点可以有但不限于如下表达:浓重的家国情怀、广泛的兴趣爱好、强烈的进取心与求知欲、顽强的自我教育与学习精神,不甘人后的积极行动能力。当然任何群体都会存在差异,并不是也不可能每个学生都同时具备这些特点;但作为群体主流氛围,则经常可以体现出这些特点。1968年底插队后,形势混乱,前途渺茫,没有人知道国家向何处去,个人出路何在,但仍有很多人坚持学习。那时有一句诗我们都很喜欢:“在平静得像溪水一样的生活里,我们默默地做着准备—一切为了将来。”尽管前路无法预测,唯有学习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未来。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和最苦闷的精神压抑中,坚守底线,不甘沉沦,对未来和对自己都始终抱有积极的信念,这可能就是四中教育最重要的成功与意味。

四中百年教育实践的最可称道之处,当然是其高质量的毕业生。进入四中,意味着你已站在一个走向成功的较高起点上,还意味着你正在为人生积累第一笔重要的社会资源。参加过不少次四中的校庆及返校日活动,好像没见过四中出过多少省部级以上领导和著名专家学者的统计名单,而在大多数各级各类学校,这是展示光辉历史的必备节目。我猜测会有这样的名单,而且如果拿出来一定很长。以当下为例,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原来还有薄熙来,都前后脚毕业于四中。这样的比例,也许会空前绝后,但一定不是偶然的。而四中的很少大肆宣传,既来自于底气,更来源于传统。

一所好学校,必备的无非是三大优势:传统、师资、生源。也许还可以加上设施,但往往只有当前三项优势不突出时,才会拿设施说事。这三者之间应该如何排列,还真是大有讲究。经常有人会把生源放在第一位,认为只要有了尖子生,就不愁办不出好学校。我小学毕业时,我们班公认的优秀男生没一个不想上四中的,却阴差阳错,基本没有上四中的。原因很简单,报考四中竞争太激烈,万一失手承担不起后果,所以没敢报;或者由于功利心太强,考试时难免小有失手;只有我这种并没太上心的,却误打误撞上了四中。到了我儿子这一代,他所在的中学作为市级重点校,中考时,年级前70名以内的基本都通过做工作或自愿留在了本校上高中,余下的才有考上四中的;在北京市重点高中的生源竞争中,我估计很多时候这会是一种常态。当然,一定会有很多尖子生上了四中,但生源肯定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整齐,关键是如何把这些并不整齐的生源打造出一个优秀的共同体。绝大多数升学率较高的中学都会通过各种方式,诱导甚至迫使学生把可能利用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课业学习以及反复复习上,而四中的课外教育之活跃是其他学校很难企及的。这就是成长环境的本质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你真正想培养的是什么样的学生?我儿子有个初中同学,毕业时成绩排在年级70名开外,但考上了四中高中。一年多以后,一帮初中同学相遇聊起天来,这位同学已经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差异,十分感慨地说,要不是上了四中,我可能也会像你们一样,还净想着怎么玩呢!为什么一个在其他学校并不算很突出的学生,上了四中以后,眼界和思维方式都会很快发生不小的变化?

一所中学的传统与师资是影响学生成长方向的重要因素,我们上学时,也常听到某某人一看就像是某个学校出来的这种说法。传统是一所学校的文化积淀,而师资则应是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只有当优良的传统与优秀的师资长期保持和谐发展时,学校才可以称得上历史悠久、传统厚重、特色鲜明,才有可能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名满一方。我以为,四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教育成就,其中深植于传统与教师中的非应试教育基因值得认真总结。目前的我国中学教育总体上是一种指向高考升学率的应试教育,一般认为应试教育是中国当前最大限度顾及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但应试教育多年来一直受到很多批评。究其根本,从内部看,与素质教育相对立,所培养的学生大多是考试机器,全面发展严重失衡;从外部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所有的中学都在应试教育这条路上拼搏。其实,据报道,英国的大多数中学也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导的,学生的培养目标就是考大学;但不同的是,英国还有一批中学是不以考大学为主要目标的,就是以伊顿公学等为代表的私立中学,数量可达上千所。这些学校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以素质教育为主,有的学校尽管名校升学率很高却并不参加全国高考排名,无非表明不管升学率多高皆非吾志也;而这些学校出产首相、大臣、议员、科学家的数量与比例则远高于应试类学校。

应试教育发展到极端,就是逼出一批批“备考学校”和一代代“应试机器”。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所谓备考学校的文章,说安徽毛坦厂中学是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之一,该中学有2万名学生,他们不分昼夜地学习,人数是所在小镇户籍人口的4倍。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一产业城镇,出产的就是“应试机器”,像其他专门生产袜子或圣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心无旁骛。学校被隔绝在一座山脚下,距离最近的城市也有2小时路程,以屏蔽了现代生活的干扰为傲。学生不准使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大约一半学生住宿舍,房间里特地没有装电源插座;另一半学生住在镇上,大多与母亲一起栖身在狭小的隔间里。当地政府已取缔了一切娱乐场所,这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的小镇。

    还有河北衡水中学。2013年该中学有104名学生分别考入清华北大,引起社会关注。尽管衡中一再强调学校实行的是素质教育,但在外界看来,其成功主要靠的是半军事化封闭管理,让师生长期处于亢奋状态以及大量做题以挖掘应试潜力。通过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的手段,学校已被改造成了一座工厂,拿着衡中的作息时间表,你看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现代企业流水线被无缝移植到中学教育中,流水线从每天清晨5:30开始运转,到晚上22:10关机收工,其间的每一分钟都被精确管理。教师们仿佛是往电路板上焊接元件的女工——喜欢招聘女老师是衡中的一个传统,因为“好管理”——她们在规定的时间点上,娴熟地把语文、英语、数学等科目考试所需要的知识,焊接到这些十六七岁孩子的大脑里。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与血汗工厂富士康并无二致;而这个工厂的成果体现,便是每年6月份的高考升学率。据媒体调查,从河北衡水中学到安徽毛坦厂中学,从湖北黄冈中学到四川绵阳中学,此类超级中学如今已遍布神州大地。

有人说,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所谓最好的学校,经常是收费最昂贵却最无灵魂的学校。况且,即使培养出来的孩子能够成为“高考状元”又如何?从分数上看,大家可能不分高下,高考升学率、考上名校的人数,都可以拿出来比一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嘛。但这种平等还真就只能限定在分数上,因为不同学校之间学生的思维水平、道德水准、胸怀抱负、创造力等等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实际上也一直试图以素质教育完善应试教育,而实践效果并不明显,普遍认为这与国情、资源有关,但我以为这种教育思想的错位,更根本的是源于教育体制之弊。素质当然首先是一种禀赋,所以在同一环境下的成长仍会千差万别;而成功的教育在于激发不同素质所蕴含的潜能,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发展条件。在大家都是应试教育的前提下,表面的竞争是高考升学率,而更深层次的竞争应该是非应试教育因素的比拼。这是教育传统的积淀使然,是教育理念落实到实践的体现,更是教育境界高下区分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四中教育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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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四中意味着你已持有第一张可以使用一生的名片。也许你所上的小学甚至幼儿园都是名牌,但一般人的履历主要会从中学毕业后填起,包括大学或就业,很少会把人生的起步追溯到中学以前,那都是人生的史前史。而中学是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重要形成期,是人生成长初步定型的关键时期。所以,如果毕业于名牌大学自不必言,如果是毕业于如北京四中、人大附中、湖北黄冈中学等名校,则在很多人物介绍中往往也会带上一笔,就是因为那是别人可以据此对他作出某些判断的重要背景之一。一般来说,毕业于名校意味着你会有着较好的学习成绩、较高的智商、较强的综合能力和较广泛的社会关系。当然我们都会遇见过那些除了会考试以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工作能力也实在不敢恭维的所谓名校生;即便如此,人们对他的期望也是由高至低的,就这样他也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记得看过一位同学写的回忆文章,谈到他离开插队的农村时要到某个机构去办手续,当时一起办手续的还有外校的几个女生,直到很久以后他都记得那几个女生知道他是四中学生时的倾慕神情,看起来这便宜还不仅仅限于在工作上?

那么,这样的学生名声是如何造就的?

进入四中意味着你走进了一个独特的竞争环境。50年前我们入学时,接受的是“又红又专”的教育,就是既要在政治上追求进步,也要在学业上争取优秀,但“红”是必须摆在第一位的;而在四中的教育实践中,应该是始终重视全面发展。四中是北京市中学传统体育强校,体育教研室的老师们个个颇有来历,不是时任高等级裁判员,就是高等级运动员出身。在篮球、足球、田径、航模等许多运动项目中,四中一向有着传统优势。入学后,我们很快发现,很多高年级同学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但相互之间比的不是谁的学习时间更长,而是比谁看起来不学习而成绩照样好;换言之就是比谁更会学习,比在相似成绩中谁在学习上用的时间更少。因此,每天下午下课后,教室里基本没人,都在开展课外活动、社会工作或在操场上进行各种锻炼,直到摸着黑还得再坚持一会儿,常常比的就是这一会儿。由于我有机会在各年级都认识不少人,我发现所结识的活跃分子中竟有那么多等级运动员,篮球、游泳、田径、划船等等都有。特别是兵乓球,如果一帮人在打球,往往随便拉出来一位就是二级,一级也很常见。说起某人是什么项目的健将级运动员,也没人会大惊小怪。无论何时,等级运动员毕竟都是得靠一场场比赛取得名次,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最近看到网上有一篇回忆四中的文章,说“20年前的北京四中有多牛”?挺有意思。时代不同,每一代学生所处的环境、追求的目标与思维方式当然都大不一样,但那种骨子里的气质仍是一脉相承。文章说:“1995年的高考,四中300多名毕业生中,仅被清华北大两校录取的就有160余人,这比当年整个海淀区还要多。拿我们理科实验班来说,当年的毕业生记得是50人,有20人考上清华,16人考上北大,还有5人考上协和医科大(比北大清华的分数线还要高)。你可能会以为当年的四中也像今天的人大附中这些学校一样,靠昏天黑地的补课和漫山遍野的卷子拉出来这样的成绩,那你真的错了。在我的印象中,直到高考前,我们年级基本上都没加过什么课,而且每天一节的体育课除了刮风下雨雷打不动,更不用说什么课余补习班。在今天看来,这些成绩好到有点儿做假的嫌疑,但确确实实是我们当年亲身的经历,甚至平常到觉得无比自然。虽然一向淡泊于社会主流意识的各种成功标准,身为二十年前的四中人,还是不免有几分自豪与庆幸。如刘长铭校长所说,在今天,四中早已不再是北京市硬件条件最好的中学,也不再是清华北大升学率最高的中学。当然,以北京这么高的升学率,多考上几个清华北大算什么!平心而论,我对于四中的难忘记忆,其实也并非来自于这些漂亮的数字:与我前半生上过的所有学校、效力过的所有公司相比,四中的开放与自由,对每一个人天性的解放与宽容,是绝无仅有的。于是,我的精神世界、我的思维模式,从二十年前毕业的那一刻起,就被永远地定格了。” 这里所说的开放与自由、解放与宽容都与我们当年的成长环境差异极大,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在网上还看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叫做“当北京四中遇到了人大附中”。文中说,“在四中就读或任教,曾经成为很多学生和老师的一种神圣向往,果真有一天梦想成真,那可是可以炫耀一辈子的荣耀。然而时至今日,这所著名学校却开始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神州第一校的称号也开始在民间悄悄易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所位于海淀区的中学——人大附中。从2004年至2011年,连续7年的北京市高考理科状元中,人大附中拿了6个,只有2006年的状元旁落。不仅如此,近年来从人大附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人数也直线上升,2009年已经达到约180人。而十几年前,北京四中的某届毕业生有一半升入北大清华就读;但从那以后,这一数字基本呈缓慢下降趋势,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大致维持在百人左右。于是,人大附中和北京四中渐渐成为众多家长、学生和老师的谈资。一些家长一方面认可四中的的教育理念,一方面又对四中没能在高考成绩上承续辉煌而耿耿于怀。而四中的一位老师说,每个四中老师都有让学生拿分的技巧,但拿分不是教育的唯一追求,我们首先是要培养合格的人,让他们的道德、善良和人格深深影响未来的社会。在四中,上至校长,下至普通教师,对每年一度的高考和高考成绩几乎都抱着高高挂起的态度。相比别的学校以状元为目标,为北大清华而奋斗,若奋斗成功便大肆宣扬,唯恐他人不知的情况,四中师生的这种集体性冷漠态度着实令人诧异。当年一半的学生考入北大清华,也没有谁在之后的重要场合反复提起;偶有出现的状元及第,似乎也是不足挂齿。”

    一所学校的学生素质,在非正常状态下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插队时,由于生活的窘迫和精神的迷茫,一般舆论中的知青形象并不好,打群架的、偷鸡摸狗的、不好好劳动的也确实都挺多。而四中学生到山西山阴县插队后,却很快便分化为三种趋势:一是延续所熟悉的文革套路,坚持从事路线斗争的。他们从县到村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搞社会调查和阶级分析,发现问题后便贴大字报或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斗争。不过这种趋势时间较短,很快就没有了市场。二是迅速适应新环境,从事生产斗争的。他们很快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农民一起改变农村面貌。不少人每年坚持出工300天以上,有的人一两年内就开始担任生产队甚至生产大队干部,为改善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做了不少实事,成为受到农民欢迎的领导者。三是不甘虚度,从事线路斗争的,这是相对于前两者的一种说法,线路一般指无线电爱好者的线路板或女生织的毛线活,而线路斗争是一种统称,指的是那些在农忙之余积极学习或发展个人兴趣爱好的人。这几类人的合计比例应远超过四中插队人数的一半,而且多数人都能坚持读书思考。在此背景下,全县插队知青的整体状况仍是积极向上的;在四中插队学生相对集中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和陕西延长县,情况也都很相似。顺便说一句,这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外演讲时“晒书单”被有些人质疑,认为当时他不可能读过那些书。其实,他的书单中的大多数书我们当时都读过,我相信不少四中学生当时的读书数量和范围,都会大大超过那些书单。

从1972年起,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并没有正式入学考试,很多都是高校老师深入到县里直接开展录取工作,能被录取的学员主要是通过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层层推荐上来的,知青能占的名额很有限。但高校招生老师毕竟还有一定权力,可以和县招办协商争取一点自主招生名额。那几年,我们所在的县城里,每到招生时节,四中学生们真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各展其能,很多人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向老师汇报,例如各类文章、学习笔记、文艺作品等,博得高校老师们的高度评价,只可惜老师们的权力有限,能多招走的知青并不多。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插队生涯,一度的流行语叫做“青春无悔”,而真正有悔无悔只有自己知道,悔与不悔的重要分界线应该是无论时势与环境如何,你是否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为把握自己的命运付出过最大努力。四中学生插队几年中,初中生基本自修完高中课程,高中生自修过大学某些专业课程的,或在某些方面开始形成特长的,应当不在少数。冬闲回京有时找同学串门,时常看到一些同学在按照自定的日程计划安排学习,这些人后来都有很大的成就。1977年恢复高考,四中老三届的升学率之高虽无准确数据,也应有目共睹,不少人以同等学力直接考上研究生。那几届学生中,据说清华、北大和中国社科院的四中老三届都过百人。几年之后,时移势易,包括上了大学和没能上大学的,多数人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而学历更高的一批人则迅速成长为行业或专业的领军人物。

每个毕业生都会是一粒种子,因汲取营养的差别而蕴含不同的活力。四中学生应该是活力异常旺盛的一批种子,稍有适宜环境即可生根发芽;一旦风调雨顺,顺势便成就一片浓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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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的丰富意味当然不止如上所述。百年名校都会是一篇大文章,都会有着说不完的传奇故事,其中的深长意味自然各有各的心得。套用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一个经典句式:失败的教育往往是相似的,而成功的教育则各有各的精彩。

四中的教育实践是否意味着在力求一致的教育模式下,仍然有着遵循更深层次或曰更本质教育规律的探索努力空间。在中国目前仍很强大的大一统体制下,强求一律、强调灌输一直是体制的先天特色,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必然受到抑制。比如谁都知道科学进步的原动力是不迷信任何权威的怀疑精神,但我们往往一方面宣扬信奉科学,另一方面又总是企图为“怀疑”带上枷锁。这种内在矛盾或逻辑混乱可能是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却积重难返。尽管应试教育仍然是中国当前可能最具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之一,而对其不足的修正,是否可以允许不同的改良思路,比如既可强调素质教育以弱化应试教育,也可适当引入不那么公平的体制设计,其核心就是弱化考试的决定性作用,包括在选材时增加非考试评价因素,变一次考试定终身为多次考试筛选制等。当这样的选拔体系逐渐成型,四中类学校的综合优势便可更为突出,从而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教育制度是综合社会环境的结晶,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位置、得到发展,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我们无法超越现实。中国的优秀中学当然远远不止四中,虽然可能这样的学校在任何国家都只会是少数,而作为标杆,其水平乃至实践仍是整个国家教育的重要尺度。这便意味着使命。

听到过一个故事: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想为他的孩子找一所幼儿园,最初是想让孩子能和中国孩子有更多接触,先后换了几所国内幼儿园,条件虽然都很好,但他最后还是决定让孩子上了一所国际幼儿园。理由是在中国幼儿园里,每天都要教给孩子包括知识在内的很多东西,而这恰恰是他觉得不应该的;在国际幼儿园里,孩子的主要任务就是玩。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又不会在中国参加高考,没必要从小搞得这么紧张。很多人认为现行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是国情与教育资源状况决定的,这位外国人的选择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国外的成功教育当然也不会是从小什么都不学,但一方面我们的孩子是否确实学得太多,另一方面是否学到了真正该学的东西?高考曾经在中国已被神圣化,事关独生子女们的未来,所有可能做到的都要为高考让路。如今随着各种因素的叠加,高考的光环已不再那么耀眼,高考势将逐渐失去高于一切的教育指挥棒地位,由此可以为教育的差异化挤出更多的空间。教育的目标将从高考的一元化转向人格培养的多元化,此时,四中的示范作用便可凸显,希望会有更多的学校走上这条转型之路。

一所学校的所有意味都必然最终体现在学生身上。进入四中意味着更高的成长起点和更全面的发展竞争,并且还会更多地表现在学生的人格养成与心理素质上。为写本文翻了翻网上关于四中的讨论,看到一些四中毕业生的议论,包括对自己学校和其他学校的比较,总的感觉是四中学生看问题的视野比较开阔,议论更为客观平和。比如一位毕业生在比较四中和人大附中时谈到:“两校都代表中国顶级中学的教育水平,但现在的问题是,能够像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一样,从容地游走于高考制度内外的学生毕竟还只是少数,愿意以人生为尺度去衡量教育成果的学校也是凤毛麟角;更有价值的问题,也许不止于两校教学成果的比较,而是什么样的中学教育能让学生获得持续发展,终身受益。”

普遍认为,四中不需要靠高考状元和竞赛获奖来证明自己,也不需要通过和其它学校的比较来彰显自己,那么,从这样的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也就往往会趋向内敛沉稳。很欣赏一位毕业生的感受:四中欲培养的是大气的人,大气的人可以成就显赫,可以默默无闻;但即使成为扫地工,也一定会是其中最尽心尽力的。很多四中毕业生都会有一种“四中情结”,其中既包括对母校的归属感,也蕴含着对自己的定位与追求。其实,许多北京人特别是老北京人,也一直有一种“四中情结”,就是视四中为中学教育高地,以子女进入四中为荣。两种情结交织,造就了四中深厚传统的有机承续,以及四中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当每一个四中毕业生回顾起在四中的那段学习经历,以及从中所汲取影响一生的精神力量时,想必都会“别有一番意味在心头”?


(作者系教授级高工,已退休。原供职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邮箱:shayiqiang@cec.org.cn

2016年4月改定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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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立:你好!
       一直在收到你发来的各种信息,受益良多,非常感谢!只是近来少了很多,不知何故?退休以后,闲来无事写点东西, 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四中的文章,四中校友报近期可能分期刊登,文章较长,不适于发微信,先发给你看看,请指正;如可以也请转发给同学们批评。

谢谢!致以五四的敬礼!


沙亦强20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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