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的意味
初67届毕业生 沙亦强
2014年初,孔丹秦晓之争成为标志中国思想界严重分歧的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事件,双方据说的剑拔弩张,被绘声绘色,流传甚广。无论此事是否被有所夸张,但挺有意思的一点是,不少转述者都会特别指出,两人曾是当年北京最好的男四中的要好同学。争论披露于报端后,我看到一位非京籍知名人士在报上发表感慨说,这是所什么学校,怎么会有这么多故事?看后不由心中暗笑,这在四中应该不算什么大事吧?四中校友聚会时,刀光剑影式的思想交锋早就习以为常。不过我也能体味到转述者们意味深长的潜台词,他们是在想说,在中国的顶层精英中,对于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裂变。 北京四中作为我国中学教育的重要品牌,其声名远播,影响早已不限于北京,很多四中毕业生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发挥过或正在发挥着社会精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正是这些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们演绎着关于四中的传奇故事,铸就了一所学校的百年辉煌。百度一下近年北京市重点中学介绍,关于四中的简介往往都并不长,但被引用相当多的一段肯定是最牛的:“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有着极其深厚的教育文化底蕴。百年以来,培育出了数以万计的卓越人才,其中大多数成为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也有不少人成为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不知这段文字出自哪位四中粉丝,但总体上应是事实;而翻翻其他中学的简介,虽然长短繁简不一,各有千秋,却轻重自现。其实,即使我国的大学,又有几所能够或者敢于这样写呢?网上流传着各种中学排名表,不同的排名表自有不同的标准,四中也不一定都排在第一。在一份北京市重点高中排名表上,四中被列在西城第二,却在后面加了个括号,颇有意味地注明:这个最好,没话说。 英国艺术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8%AF%84%E8%AE%BA%E5%AE%B6&fr=qb_search_exp&ie=utf8" \t "_blank评论家贝尔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意味”是个多义词,常常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在这里我理解应该主要指意义和趣味。所有艺术门类的作品,尽管千差万别,但其品位的高下,终归取决于其对于多数受众的意义与趣味。同样,我们也许可以类推定义,“品牌是有意味的产品标识”,不管这种产品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能够成为品牌,就一定有其独特的意味。也可以认为,“教育是有意味的学习过程”,教育的真谛应是能够培养出使人生有意义、有趣味的能力;而当下的教育由于其极端功利性,以致从一开始就常常以狭隘的目标剥夺了学习的真正意义和趣味。不能不说,其后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人生的根本意义和趣味。 四中的教育不管是源于传统还是来自创新,其毕业生无论高居于庙堂还是散淡于江湖,许多人的成长过程都常常会使人感到别有意味。细细想来,四中的深长意味既是多方位的,也是多层次的。
一 中央教科院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恢复高考以来的3300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不止如此,“调查了全国100位科学家、100位社会活动家、100位企业家和100位艺术家,发现除了科学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有一定关系外,其他人所获的成就和学校教育根本没有相关关系。” 这个调查结果的引用率挺高,但调查实际上想说的到底是什么?是认为恢复高考以来的大学教育总体上不成功吗?还是想指出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中作用有限?其实你去调查全世界的政府首脑、商界领袖,又有几个是状元出身?而要说成就与教育无关显然是要强调教育的非功利性,却又未免过于绝对。在我看来,不仅大学教育,即使中学和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与成就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关键在于学校教育给予学生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就四中而言,一定会有许多毕业生认为,自己的成长相当程度上受益于在四中所接受的教育。 我于1964年考上四中,到1966年6月因文革停课,实际不过上了两年初中(而且还未来得及进行升级考试),而作为1967届初中毕业生,由于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的缘故,在四中校园却生活了4年多。1968年赴山西插队,说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5年多的农村生涯里,一起插队的是四中同学,经常往来的也是四中同学,冬闲回京的几个月,更是差不多天天和四中同学泡在一起。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高年级学生的影响对我们的发展至关重要,那是我们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能够一直保持学习热情和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不断促进思想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以致我常常觉得其实是在四中生活学习了十年。 考上四中于我是个偶然事件,因为我从小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学习上虽然从没觉得吃力,但连个小队长都没当过。我们小学的那些好学生不少都早就确定以考上四中为目标,我连重点中学是怎么回事都一直弄不大明白,只知道四中是所大家都想上的好学校,志愿也是妈妈和班主任商量着给我填的。上了四中以后,我们班不到50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小学时是大队长,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入学成绩是满分,这两个三分之一的人里肯定都没有我,但我好像一点都没感觉有什么压力。我是6岁上的学,在班里永远是小弟,当干部、出头露面都没我什么事儿,所以,跟着人学,跟着人玩儿,日子过得倒是很快乐。包括插队期间在内的十年里,我好像一直是跟随者,周围有着那么多牛人,接触不必很多你就会很容易发现某人的过人之处;有着看不完的书,即使到农村插队也带上几大箱书的颇有人在,而且都很大方,只要有借有还就行。农活不太忙时,到几个熟悉的插队点转一圈就能换不少书回来,当然来回可能要跑几十里路。 1974年,我作为工农兵中专生被山西省电力学校录取,离开了农村,也脱离了跻身十年的四中大环境。从那以后,我明显感到自己的社会角色转换很快,不管在学校、企业还是在机关,我开始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也逐渐对周围事物有了一定影响力。1982年初大学毕业之后,我先后做过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央企经理部经理、咨询公司总经理、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等等,在我从事过的多数工作中,自我感觉都是游刃有余的,也渐渐添了好为人师的毛病。从小学到中学,我没有一篇作文被当过范文,而当了杂志主编以后,我写的不少文章都在行业里成为话题。说这些并不是想自我表扬一下,耳顺之年,这些身外之事应已视若云烟,只是想表达自己在四中学生中走的是一条“非典型”成才之路。之所以说“非典型”,是因为一般认为四中都是尖子生,成才有其必然性,而我可实在算不上什么尖子生。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我以为,在四中时期开始形成的价值取向、思考方式以及读书嗜好,应是影响一生的深刻烙印。实际上,四中学生在入学时的水平肯定是参差不齐的,一所学校如果通过几年的培养,能够使多数学生在很多方面普遍达到较高水准,这所学校才可称得上是高水平的。所谓“较高水准”的衡量,并不一定都表现在所处社会层次上,而常常体现于一个人在所处任何群体中都能发挥影响的程度。 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应该是教学过程,但师生之间的教与学远不能涵盖学校教育的全部,学校的整体氛围、丰富的课外教育以及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影响,对每一个学生的素质培养与人格塑造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欧美很多著名大学录取新生时都会很看重学生的课外教育成绩。文革时,学校的教学进程受到严重破坏,即使后来有一段所谓“复课闹革命”,正常的教学秩序也始终没有得到恢复;但只要学生没有完全脱离学校,学校教育就仍然会以其他非教学形式存在,其中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是最有效的重要方式。 从文革第二年起,我参加了当时学校最主要的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的动态组工作,主要是每周出一份油印的“动态报”,内容包括当时最新的中央首长重要讲话和各地消息。我开始只是帮忙,后来别人都撒手不大管了,从收集消息、编辑到刻钢板、油印、发放,基本是我一个人为主干了一年多,可以说我15岁就算当了一回小主编。(巧合的是,几十年后,我退休前的主要职务就是一家杂志社的社长兼主编,也可算是一段小小的传奇?)文革动态是很多人都关心的,我们办的“动态报”很受欢迎,教导处小院那横跨三间的小小办公室里经常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由此我在学校从高三到初一各年级都认识了不少人。我亲身经历过文革中的很多重要事件,特别是参加过或旁听过很多高年级学生对形势的讨论,现在想来那不过还是一帮最多十八九岁的大孩子,而很多人身上那种使命感和理性精神真是使我受益匪浅。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在高年级学生影响下大量阅读文史哲及政治书籍。我始终以为,尽管非正规,但那却是当时我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基础教育。 从这样的学校出来的学生,一般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学生成长的教育氛围,从而产生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所有的群体成员共同成长。以我的观察和体会,四中学生的共同特点可以有但不限于如下表达:浓重的家国情怀、广泛的兴趣爱好、强烈的进取心与求知欲、顽强的自我教育与学习精神,不甘人后的积极行动能力。当然任何群体都会存在差异,并不是也不可能每个学生都同时具备这些特点;但作为群体主流氛围,则经常可以体现出这些特点。1968年底插队后,形势混乱,前途渺茫,没有人知道国家向何处去,个人出路何在,但仍有很多人坚持学习。那时有一句诗我们都很喜欢:“在平静得像溪水一样的生活里,我们默默地做着准备—一切为了将来。”尽管前路无法预测,唯有学习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未来。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和最苦闷的精神压抑中,坚守底线,不甘沉沦,对未来和对自己都始终抱有积极的信念,这可能就是四中教育最重要的成功与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