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吃的那些事
我们20多个男女知青住在一个以前地主的院子里,一排极破的土房真配不上地主这个称号,前面是一片空旷的院子,院子西南角是个土墙围起来的厕所。全村是一个生产大队,下面有九个生产小队。我们两个男生一组,两个女生一组分到各个小队。
大队派了一个老头给我们做饭,大家一致坚持不喝老乡常喝的糊糊,老头做的就是那种像牛屎一样的玉米饼子,再就是小米饭,偶尔吃一回油煮糕。老头个人卫生极差,做的饭也很不干净,更糟糕的是偷东西。
大伙一商量干脆自己做饭,两个人一组,轮到谁做饭,那天就不出工了。那时真没有经济头脑,老头做饭是大队记工分,我们自己做饭没有人给工分。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地方,那就是穷。天镇县位于山西省最北边的雁北地区,是全国的贫困县,这里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农作物生长日期短。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谷子、黍子、莜麦和土豆。在这里白面是奢侈品,因为气候寒冷,种不了冬小麦,种春小麦因为浇不上水产量极低。
我所在的生产小队,那年用菜地种了几亩春小麦,为的是让社员过年能够吃上一顿饺子。收了麦子,一算账每人一斤。生产队统一磨成面,按人头每人分了八两面。
老百姓吃的饭都是我们没见过的,平常的主食是糊糊。糊糊的做法是,先把谷子(就是没有去皮的小米)炒熟,然后磨成面,放在大锅里加上碱面熬成糊糊,家境好些的,糊糊里放些土豆。菜主要是咸菜,用胡萝卜、芥菜、圆白菜腌的,有时候也做点热菜,土豆,圆白菜等煮熟了点上几滴油。
玉米面也不是像我们这里蒸窝头,而是和得稀一些,加上碱面,舀上一勺子扣在笼屉里,一滩一滩像牛屎一样,蒸熟了,有点发红。还有一种吃法,叫做拿糕,大铁锅里放一点水,烧开了,将玉米面倒进去,用铁铲子使劲搅和,再少倒一点水盖上锅盖焖一会,然后再用铁铲子使劲揉,出锅后蘸着菜汤吃。
这些东西口感都不好,当然对于十分饥饿的人则另当别论。盐也不能直接放到菜里,必须先化成盐水,因为盐里有一种不溶于水的东西,吃到嘴里像沙子一样。好吃的东西叫油煮糕,山西人管炸都叫煮,实际上就是油炸糕,原料是黄米面,黄米面来源于黍子,黄米面和莜面制作过程有点复杂,不赘述了。
好东西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吃,平均每人一年只有一斤油,是胡麻油或者菜籽油,胡麻油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其实并不难吃。
农民交公粮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们并不交,因为产量太低了。按照国家规定人均口粮最低标准是280斤,我所在的生产队那一年是人均260斤,还达不到280斤的最低标准,还可以到国家粮库去买20斤口粮。这里所说的粮食都是毛粮,玉米是玉米粒,谷子和黍子都是带皮的,5斤土豆折算成一斤粮食。
知识青年的口粮并不算少,每个月44斤,一年就是528斤。这些粮食要是给老乡,那是很富裕了,可是在我们手里,最后竟到了饿肚子的地步。
我们村就在火车站旁边,回北京比较方便,只需一张4.7元的火车票就可以到北京。别的村的知青,有和我们村知青相识的,上下火车来我们这里落个脚,吃顿饭,有的住一宿也是常有的事。再后来,有的住个十天半个月也有,时间长了造成了粮食亏空。
呼朋引友的都是男生,女同学有些不满,又不好意思说,没有朋友来的男生也不满,有了不同意见却没有沟通的渠道就埋下了隐患,虽然下乡时学校指定了负责人,实际上是形同虚设。
伙食越来越差,矛盾积攒久了终于发生了变故。那一天,来了一群后生,把女同学的行李都搬走了,她们两两一组搬到各所在小队的老乡家里去了,小锅小灶早就准备好了,看来是蓄谋已久的。男生面对空旷的大院毫无思想准备,一个个瞠目结舌。
大队通知我们,女生从今以后按照标准口粮,每月44斤到小队领粮,也就是说,以前的亏空都是男生的。男生坚持不散伙,后来也坚持不住了,因为没有粮食了,那天我钻进盛粮食的大柜子,扫出了最后十几斤玉米,吃完这些玉米我们就断炊了。
我们去找县知青办,知青办让我们去找生产队,生产队则根本不管。原来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十多个男生也各顾各了,我和高凯良、颜炳新、许全英、隆世昌组成了吃饭共同体。每天早上不吃饭就去出工,中午回来去火车站的小饭馆,拿出各自的应急储备,每人买三个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的小馒头,半斤粮票,一毛一分钱,喝点白开水就算是一顿饭。
下午出工,晚上几个人分工合作解决晚饭问题,有人拿出从北京带来的挂面一斤,一个人去场院跟看场院的老汉要一笸箩豆角,两个人去老乡的自留地里偷土豆,从土豆秧子根部伸进手就可以摸到土豆,抠出来装进衣服口袋。为什么偷老乡自留地的,一是因为自留地的长得好,二是那时的思想观念,集体的利益高于私人的利益。
每次偷的不多,装满衣服口袋就行。回来烧一大锅水,放进土豆和豆角,煮的差不多了再放一斤挂面,放点盐,煮熟了,五个人一会就吃个精光。晚上,百无聊赖,躺在炕上唱歌,从抬头望见北斗星唱起,凡是会唱的歌差不多都唱一遍。
家里带来的吃的和钱毕竟有限,我们之中的许全英在村里有亲戚,他老家就是这里,本来他在北京的学校插队是在晋中,他父亲送他来这里插队,为的是这里有亲戚能有个照应,到这个时候真帮上了忙,他向亲戚借到了粮食,帮我们渡过了难关。
最早下来的粮食是黍子,急忙找生产队长打借条预支了50斤,黍子去了皮就是黄米,推成黄米面就可以做年糕。那几天,黄米饭,年糕轮番吃,没有菜就蘸白糖和红糖,或者蘸着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酱油膏是浓缩了的酱油,或者叫固体酱油,切下一块泡在水里就是酱油,这种东西现在见不到了)高兴了几天,后来吃的有点恶心。
挨饿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实在馋得厉害了,到火车站有个肉联厂的销售点,4毛钱买半斤猪头肉,或者在小饭馆2毛7买一盘炒鸡蛋,简直就是享受至极了,问题就是没有钱。
好在这里离北京比较近,他们回北京比较多,回北京也有不买车票的诀窍,回来时带些好吃的,好吃的大家共享。各人家境不一样,带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只吃别人的,心里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
刚进村不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有人在煤堆里发现了一摞芝麻酱饼,已经发霉了。很明显,这是有人从北京带来的,没来得及吃,又不舍得拿出来给大家吃,直到它发了霉,只好偷偷埋了。
有好吃的东西宁肯发了霉也不给大家吃,这种事只有女生做得出来,男生立刻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究竟是谁干的,一时间似乎成了一个案件,破案本来就是件十分刺激的事,男生里面年龄最小的国吉生最兴奋,居然像警察一样挨着个盘问女生,所有的女生则一概矢口否认。
晚上男生宿舍里开始分析“案情”,挨着个排查“嫌疑人”。国吉生说,我认为肯定是×××(请原谅我隐去姓名)干的,别人说,你小点声,女生就在隔壁,别让人听见。国吉生说,我才不怕哪,那人激将说,你敢喊吗?国吉生说,怎么不敢,这个愣头青当时就扯着嗓子喊×××的名字,立刻隔壁的灯熄了,一片死寂,男生这面笑成了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