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某天夜里,苏试被滚滚的雷声惊醒,屋外大雨倾盆。床前传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苏试一骨碌坐起,一个闪电下,才看见不知谁家的猪睡在床前。 找一根细竹棍抽下去,肥猪惨叫着跑了。为防止猪再来,又起身用扫帚横在门口,电一闪,却猛见屋外好像有一人披头散发、张牙舞爪迎面扑来。 虽然平常不信鬼,但猛一见这景象,苏试还是有点惊慌。硬着头皮,到枕头旁摸眼镜,拿到电筒一按,定睛一看,不禁也吓了一跳,原来是棺材旁边一棵一人多高的树被雷暴雨刮得东倒西歪,闪电下着实恐怖。 第二天一早,就找来一把菜刀,把树拦腰砍倒。 那段时光,是有烙印的。现在苏试依然穿着简朴;吃饭“没剩过、掉过一粒米饭”;还有个被太太唠叨的“坏习惯”——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开窗,大冷天也照样。 尽管对插队的地方并无好感,苏试在离开后的40年里仍常常默默祈祷,希望当年的村民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如今,坐在队长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谈现状。 “种田都机械化了,不是农忙的时候,都没啥事做”; “参与‘新农合’了,大病能报85%”; “燃料的品种多了,煤气、煤、草都能用来烧,但煤气贵,一罐要80多元”; “年收入大概在7000多元,一个月补贴70元,够用了,”说这话的老伯笑呵呵,衣服上破着洞,“平时没什么地方用钱。” 回忆:绝望中的希望 一屋子人陪着苏试回忆往事。 老队长现在还记得,苏试当年的口头禅——“怎么办,怎么办?”在同村几位知青中,他觉得苏试最有忧患意识。 苏试解释:“当年的恐惧,不是物质上有多穷,而是思想上的恐惧。扎根农村?我根本不能胜任那个工作。” 苏试个子高,体力却不行。一天规定的工分是七分八,苏试只能做三分,再乘上工分单价3。5分,一天只能挣1毛多钱。一毛钱什么概念?当时只能买两个鸡蛋或三两烧饼。 第一年有国家的补贴,每月给最低生活保障费7元,不觉得有危机感。 第二年就要靠第一年的劳动工分换粮食了。但苏试此前的工分根本不够。只好向大队预支,“寅吃卯粮”。那时候知青普遍欠大队粮食,偷鸡摸狗的事也没少做。 危机感越来越强烈——“这不是个出路。大队随时可以不借给我粮食,当农民,根本无法养活自己。” 村支书看他常皱眉喃喃自语,就对瘦弱的苏试说:“别着急,以后和公社想想办法去当代课教师吧。” 苏试从小不是刻苦用功的类型。但当逐渐静下心来,他意识到,做代课老师或许是一条出路。如果通过自学达到66届高中文化水平,就可能当上民办代课教师,就能够“就业、养活自己”了。 但是困难重重——白天,要上工挣工分,要树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形象。晚上没有电灯,到抽水的船上搞点废柴油做个小灯,却亮度太低。苏试本就近视,往往是眼睛、书本和小灯越靠越近,“嘶啦”一声——额前的头发被燎去,第二天的鼻涕里也是黑灰。 房子的冬天是室内外一样冷,结一样厚的冰;夏天若是下雨,则除去四面不靠的床铺上面的屋顶不漏雨水,其余地方都下雨。饥饿寒冷和酷热蚊虫使人难以专心看书,但最烦心的还是,不能公开看文化书籍,怎么办?把《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封面拆下来做成书籍外壳;演算题目的纸张及时送进灶膛,好不容易做出的难题直接就记在书上。 那段时光,是苏试最为自律、刻苦的时光。看各种能够看到的书:繁体字、线装本、脂砚斋评《红楼梦》……农民没有在破四旧时烧掉的书几乎被他看完。“说来也怪,上大学后看的书记不得什么,倒是插队时读的书一直在肚子里。” 苏试没想到,自己走着走着,拐了个弯,“太阳”出来了——从1972年开始,一些知青被招工回了城,也有一些知青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跨进了大学门。 1972年下半年,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可以离开了。在他之前一个有背景的知青参军后,他就觉得下一年推荐回城上学的机会应该到自己头上了。 僧多粥少,各个大队都推荐,一共只有4个名额。 “只要有了这个名额,我一定能考上。”于是他总往公社跑,期盼社里能给提名。 苏试说他至今不会忘了1973年7月那天的下午。 心情莫名惶恐、烦躁,于是,睡了下乡以来的第一个午觉。 睡醒后正提水桶出门,隔壁村庄一个中学生送来一纸通知:“苏式(错别字),到公社来拿表。” 苏试立刻意识到,他日思夜想的“提名”来了! 扔下水桶,撒腿就往公社跑,跑了几步,发现门没锁,赶紧返回锁了再走。 半路上,天瞬间黑了。电闪雷鸣,雨哗哗地就下了。河边的大圩上只有一排低矮的桑树。风又大。苏试想想不能跑了。把衣服脱下,抱在怀里,弓背钻进树丛中,只为衣服里包着的那张通知挡雨。 不久便雨过天晴。苏试浑身湿透,所幸衣服里的通知没有湿。 7里外的公社很快跑到。填完表,对方只说了一句:“好啦,这下你好准备走了。”苏试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深长。 后来的考试对苏试来说太容易。“我是有备而去。若没准备,一下子去考的,肯定不会。”他记得当时考了全电路欧姆定律、指数方程、对数方程等等,难住很多人。 第二天,加试口试英语。会场上就吵起来了。被抽到口试的人就说明有希望,没有抽到的就希望渺茫。有农民站起来说:“今年高考不对,以分数取不对,知识青年在农村都不好好劳动!” 场面混乱起来,考得不好的也附和着叫嚣,考得好的想辩解,又不知从何辩起。 苏试心里也慌了——如果让这种想法占了上风,万一考试又被推倒重来怎么办? 赶紧站起来反驳道:“刚刚这位农民阶级兄弟说得有道理,确实有些人在乡下既不好好干活、又不好好学习。但是我们要记得,斯大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如果不去认真学习,就不可能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旁边鼓掌、起哄的都有。那位农民也没了声音。 人怕出名猪怕壮。在那次辩论后,很快出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被录取的知青全部要再经过审查。苏试极其担心:“就怕有人告状。”所幸顺利通过审查,如愿进入南大。 回味:岁月,都过去了 没有人可以选择时代。苏试自叹:“世间之事,十有八九不尽如人意,总是困难多多。” 时代带来的不公,落到一代人身上,却又显现出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苏试不信“命”,却依旧把人生的转折归于“运气”。 苏试说,如果不是在大队竞争者少,如果不是自己此前想走代课老师的路而早做了准备,或许,他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个机会,也不可能在1973年就返城离开……他忘不了他走的那天,邻村的知青在岸边目送他离开时那种哀怨、羡慕的眼神。 他同年考试的一位同学“运气不佳”。考分挺高,但有人揭发说他在乡下不干活,从原本录取的中国科技大学,改录为地方上一所师范院校。 而没有获得考试机会的人,则尽力寻找其他门路。有的忙着“转点”,选一个离家近、好一点的生产队,好早日跳出农门;返城的时候,靠“假离婚”得到指标的也有;当然,也有人就从此没有回城,真的“扎根农村”了。 除了“运气”,当然还有个人的努力。苏试承认,他当年的努力,正是在特定环境下,由强烈的危机感所激发的最原始动力。“我本来不爱学习,就是那时被逼出来的。” 而后来的40年,苏试没有什么大的跌宕起伏。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一家工厂工作直至退休,“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业绩,但也没有可以通过努力而未努力留下的工作缺憾”。 他常常会“回过头来看当年”——觉得“好像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就”。 他有时会忍不住和曾经的同学比较:有的当年拼尽全力出国,现在是某领域的研究学者;有的借高考恢复的机会考上大学,做了三甲医院的医生;有的熬到返城,找了个普普通通的工作…… 但成就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最大地发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想了想,又说。 人生并不是只有一次转折,为什么觉得之后的生活过于平淡,苏试还是归咎于自己。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时代的因素是有的,但除去客观因素,自己的主观意志消沉、不够坚强,没有尽自己最大努力、随波逐流,跟着混日子,是应该反省、自己负责任的。” 那个时代,到底带给了那代人什么? 有些人说,是一种“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品质。这些品质像烙印一样刻在这一代人的肩上,流淌在这一代人的血液里,使得他们在各类的岗位上发挥着坚韧不拔的作用。 但还有人说,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真实存在的感受。更多的人没有成为大人物。他们有的被时代继续推动,踉跄前行,逐渐适应了发展;也有的永远地落伍,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那种“只有经历过才明白”的感受,将这一代人的心绪凝结,互相慰藉。 回去的路上,油菜花的海洋绵延路旁,隔离带上,火红色的海棠争相怒放。“真是人在画中游!”苏试说。 笑容,一直在他的脸上。 是那些汹涌的情感得到了安放吗?他没有说,只说“和当年比,我还是很幸福的,有吃有穿,还很自由”。(文中苏试为化名) 原题:《解放特稿:知青返乡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