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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68:北京四中的暴力迫害

1966-1968:北京四中的暴力迫害



作者:肖铁


(2011-06-20 09:45:22)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的母校北京四中,
    献给在那个狂暴的时代中罹难的人们。

                                ——作者题记


    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然而,当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风狂雨暴地冲击过来时,一切的传统都有可能黯然失色。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华夏大地。孢校,这种最有思想、最具学术氛围的以传承文化为宖旨的机构,自然不ý幸免于难。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提到:“我的调查始于十多年前。我已经和数百名曾经历乱学校中的‘文革’的人谈过话。他们之中大部分当时是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教师,也有一些是受难者的家属。他们讲述了发生在115所学校里的故事。这些学校有的在北京ﴌ有的在省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一所幼偿园。在所有115所学校中,在1966年夏天,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学生用暴力攻击教师的情况。其中有四所学校,各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一共有27名教育工作者被杀害了。此外,大量教师被严重打伤,有的在受到严重侮辱与折磨后自杀。还有学校外的人也被学生打死在校内和校外。”(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

    北京作为这场大革命的中心,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有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被虐杀。据不完全统计,仅就大中小学等教育机构而言,短期内被殴打致死和不堪忍受侮辱而自杀的教育工作者至少有百人以上。教师队伍中第一位文革殉难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卞仲耘副校长。
    北京四中是一所百年名校。同师大女附中一样,这里也一度是高干子弟云集的所在。作为当代的四中学子,我们的兴趣在于,1966-1968年的“红色恐怖”时期,特别是北京教育系统内出现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时期,我们的母校到底发生过什么。为此,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采访了当时的四中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L老师和当时的四中高中学生P老师,以便寻求当事人对这段历史的第一手回忆资料。文章中所引用的“L老师说”、“P老师说”的内容均引自相关被采访者的谈话录音。


四中的四清运动


    在谈到四中文革运动的背景时,L老师说:“1964年12月,四中搞了一个四清运动。当时四中内部的许多高干子弟认为四中的领导干部阶层已‘腐烂’掉了,四中已被资产阶级所把持。他们便写信给中宣部的陆定一,将他们认为四中内部所出现的问题向其汇报。之后便搞起了四清。……当时形成一种气候,到处搞四清,学校也搞四清。……这时候北京市特别是一些重点学校,高级干部子弟比较多,因为这些高干子弟有一种优越感,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他们觉得中国未来的前途应该是他们的,自认为根红苗正,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革命的责任感最强,所以这些人就按照当时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纲啊,他们就睁大了眼睛去观察学校的阶级斗争动向。这样子呢,在四中里就有一部分当时的高干子弟,至少都是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弟,他们就认为四中甚至是四中的领导干部都烂了。四中被资产阶级把持了……这样就写信给中宣部,写给了陆定一,这封信后来转给了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儿。四中在解放后一直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学校,如果要按这些人的观点,四中烂也是市委、市政府工作的失误。当时不光是这儿,还有像师大附中、一〇一中学、清华附中实验中学,这些学校反正都兴起了。”

    L老师的上述回忆得到了相关史料的证实。“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杨某某等6名学生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揭露北京四中当权实力派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等一些严重问题。21日陆定一将此信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彭真、万里。25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第114期刊登此信。此时在四中高中学生中,正酝酿着罢课、罢考、夺权和对一些学生教师进行批斗,有的教师学生已被批斗。在这种革命的形势下,中共北京市委匆忙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19641228号进驻四中。”(李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1965年1月,教育部编发的《北京市中小学要求进行革命教育》中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逐步深入,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广泛开展,学校中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的加强,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最近以来,北京市部分中学的学生开始揭露出学校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要求贴大字报,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进行革命教育。据了解,福建、上海、南京等地区有类似情况。”(李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
    但是,四清的结果如何呢?L老师说:“……领导班子都是好同志,比较好的同志。这样就把当时那个校长,叫谢三林的调走了。把当时工作队的杨滨留在学校做了党支部书记和校长。我当时是副书记、副校长。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管教学的副校长叫于如林,还有一个教导主任叫屈大同,就这几个是当时的负责人。”
    这样的结果当然会引起一些“革命左派”的不满,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动乱埋下了伏笔。四清运动的展开,使得学校内部出现了矛盾。虽说当时在学校中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集体批斗老师的现象,但当时的许多学生已有那种倾向了。可以说火种在那时已经埋下,而文革的爆发就像吹来了一阵强风,使火借风势得以不断蔓延。虽然即使没有四清运动,文革照样会在四中爆发,但是这件事仍不失为诱发文革暴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革风起


    六十年代在学校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或者达到一定职位的教职员工,多数曾经在旧社会接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在“革命左派”看来,这些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是历史的“原罪”。
    L老师说:“从6月1日以后,大字报就攻上来了。第二天,咱们现在老校长室,在校长室外边是一个会议室,那边是我住的卧室。我回去以后,整屋子连我床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这个大字报它的矛头指向谁呢?一个是杨滨,后来接替了谢三林担任学校校长和支部书记,原来在咱们北京市女一中,她是一级校长,是个非常突出的老革命同志,很有头脑的,但是她是所谓旧市委留下来的,所以这样矛头一下就指向杨滨。其次就是我,因为我从四六年在这儿上学,五〇年留在这儿工作,那么要清算文化大革命前这十七年,我得沾边十六年。我在这学校里,先做团里工作,做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副校长,有一段还兼过人事干部,兼过保卫干部,还兼过什么工会的工作,所以清算这个事我就是第二位第三个就是于如林,于如林是原来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第四个就是屈大同,屈大同是当时主管学生思想工作的。所以所谓要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首当其冲就是杨滨,然后就有了杨、刘、于、屈。北京上边儿有个三家村,杨、刘、于、屈就是四中的四家店。工作队就把我们隔离起来审查,那会儿我们就集中在一块儿了,这时候红卫兵一起来造反,那个时候不讲究分寸了,当时像我们这几个,都给剃成了阴阳头,一半秃的,一半留头发的,然后都让你挂一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走资派’一类的罪名。这时候学校里就整个课全停了。”
    当时是四中高中学生的P老师回忆说:“6月8日,四中的初中学生将老师们揪出,强迫老师在校园中游行,之后将老师们捆到大操场进行批斗、殴打。当夜,杨滨校长被关进学校,其他老师被释放。”

L老师说:“8月4号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事情,我们当时都在劳改队关着呢,这个学生一点名,四中的一批红人,当时恐怕得涉及到二三十人,全校的学生聚集在操场,围着跑道两边,杨滨、然后我,然后于主任,杨刘于屈,后边一群所谓的支部的红人,围着操场,一边走着,学生就一边打,那时候我才33岁,我那会还年轻,杨滨呢,当时已经快60了,走着走着就跌倒在水坑里头。整个打了一圈……”
    1966年8月19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批黑帮大会。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其他学校的“黑帮”校长、书记们也饱受摧残,而杨滨校长只是在头上挨过一皮带,没有受到太大的身体伤害。据她的儿子回忆:“母亲多次回忆起那次在中山公园,她被押去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各校愤怒的学生们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是四中的孔丹、秦晓、张晓彤(音)等学生党员和骨干把我母亲围成一圈保护在中间,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大声喊‘不要打人’,冲过人群把她带进了会场,散会后又护送她回校。”(凤凰卫视《老三届(3):战栗的良知》)这次大会后不久,孔丹等人就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在北京已经基本上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面对愈演愈烈的打砸抢冲杀烧现象,他们先后发出13号通令,主要内容是:“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任意揪斗,不准武斗,打死人偿命,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不准迫害老干部。”(凤凰卫视《老三届(3):战栗的良知》)
    这些最早起来向市委反映问题,最早要求革命的“根红苗正”的“老红卫兵”们为什么反而会保护他们的革命对象?这里面的逻辑难道不荒谬吗?一个微妙的变化或许可以解释这一切。那就是,这些“红孩子”本来以为自己仍然可以像父辈当年一样,追随毛主席干革命,但突然发现革命的矛头竟然指向了自己的父辈,自己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就从“红孩儿”变成“狗崽子”,他们迷惘,并以一种基于本能的冲动进行反抗。他们希望用这种反抗表明一种态度,就是要有秩序地进行革命。“西纠”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1966年12月16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生万人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江青叫嚷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说“西纠”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是扑灭革命造反烈火的消防队,并当众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是“西纠”的黑后台……(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http://www。eduzhai。net/wenxue/zj/wg/swql/046。htm)这五位被点名批判者中,孔原、许明分别是孔丹的父母亲。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信访工作。因不堪忍受这样的压力,许明在当天晚上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孔丹也随即被捕入狱。


教师罹难

    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几乎可以令所有被卷入其中的人惊慌失措。L老师回忆说:“当时老师就人人自危,那些扎根在咱们四中工作的,学校当时一些好的老师,业务上,张子谔、刘景昆,张老、刘老,那是终身在咱们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学们非常尊重。一下就变成了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我们党支部依靠的积极分子,像我们的支委,像各教研组的组长,党的小组长,和这些支部最接近的,原来咱们办学最依靠的,就成了学校的红人,这些人后来就是互相揭发,揭发当权派,后来互相贴大字报。后来工作队撤了,撤了以后这些人还给圈起来成立了一个劳改队,都由红卫兵来管了,都不让回家。星期六还可以回去,在劳改队里头学习反省,学毛著,然后呢,那会儿就编了一种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编这么一个歌,让那些人天天唱嚎歌,那会儿对毛泽东的崇拜成了全国一个大的潮流,得早请示,晚汇报,吃饭之前还得向毛主席鞠躬。”
    有人说这叫“斯文扫地”,有人说这叫“斯文不如扫地”。知识分子的原罪感使他们成为文革洪流中最脆弱、最无奈也是最悲惨的群体。而身为受害人的同时,他们也具有加害者的身份。而加害他人往往是使自己少受伤害的必由之途。
    知识分子中,有些是真正有气节的,有些是真正没希望的,这样的人死了很多。四中没有被学生直接打死的老师,但是还是有四位老师自杀。他们是地理教师汪含英、数学教师苏庭伍、语文教师刘承秀、总务处的干部田中岳。
    L老师回忆说:“大概最开始就是苏庭伍和汪含英,这两个人是夫妇俩。苏庭伍他的历史上有一些问题,汪含英曾经是天津参议会的一个议员,但是这两个老先生解放以后都是听从政府的规定要求,在学校认真负责,但也把他们轰回去了,老家在东北,东北又找不着家,那边也不容,又把他们又轰回来,轰回来在这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无处安身了,这两位老先生后来跑到香山,在那儿服毒自杀了,死在香山了。”
    苏老师有什么历史问题呢?谁也说不清楚。汪老师曾经担任天津市议员,这大概算是直接参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吧。可是我们应该知道,在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下,所谓的参议员也不过是橡皮图章、举手机器,有这么个身份哪里算得什么政治污点呢?可是,正是为了这个“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和这个“橡皮图章”般的身份,老夫妇失去了北京户口和全部生活资源,最终不得不走上绝路。
    L老师继续说:“还有一位就是刘承秀,刘承秀是个语文老师,其实当时还没有批她斗她,这个人就是五七年在反右的时候,有一些人说她是右派,当时也没有把她划成是右派,但是她心里很嘀咕,那个时候她就自杀过,当时我们支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考虑到这个人根本不是个右派,她就是有些右倾,还要保护,所以她在反右的时候自杀从来没有跟外面人说,只是支部很少的领导人知道这个事,但是到了文革中间呢,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弄得她也是心神不安,可能家里还有些言语,让她过不去。后来也是出于对文革的惧怕,就在咱们现在这个食堂,后边有一个夹道儿,在这儿自杀了。”
    著名诗人北岛那时正在四中读高中,他回忆道:“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教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到底为什么?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北岛《北京四中》)
    L老师最后回忆道:“当时还有一个田中玉。田中玉是总务处的干部,他家里是地主,出身有问题,那会儿就是把他轰回老家去了,轰回老家去了以后反正在那儿也觉得想不开,于是卧轨自杀了。”
    以上四位老师,没有任何一位犯有任何确凿的罪行或者错误,不是历史原因就是出身问题,即便在思想上被认为有右倾色彩,难道就是可以导致死亡的罪名吗?我们这些当代的中学生想破了脑袋也琢磨不出这是为什么,只能继续无奈地说,这实在是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

结论和反思

    北京四中发生的暴力迫害只是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社会大动乱的一个缩影。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这场遍及整个北京教育界的暴力迫害运动有如下特征:
    这场暴力迫害兴起非常迅速而几乎未遇阻挡。1966年7月28日决定从学校撤离“工作组”,8月5日就有老师被打死。到8月下旬,发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9月后,每天被打死的人数渐降。这种急剧增长、达到高峰后又稍降低的发展曲线,其实际效果之一是人们就此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以及普遍打人所意味的暴力迫害原则。可以设想,如果暴力行为缓慢兴起,大多数人在思想上会不接受,也会有机会说出不同的声音——北京毕竟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城市。但是在1966年8月迅速蔓延的大恐怖中,没有人敢于反抗,或者从理论上反对这种迫害。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一定会也被打。随后暴力迫害稍减,人们庆幸生存之余,也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了。
    在暴力迫害中发生了超越某些施暴者的意图的情况。即当暴力迫害蔓延并扩大打击对象时,其意图也早已超越暴力迫害的本身,导致施暴手段的残忍和多样。
    在文革的前三年中,占据学校主导地位的势力几经变更,但是暴力迫害却一以贯之。这几派势力虽曾互相对立,但是有着相当多的共同思想及行为方式,其中暴力迫害是最重要的一项。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故意把一批又一批的人从社会生活中撕裂出去,“批判”他们,“斗争”他们,“审查”他们,关押他们,摧毁他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方式在文革中不断运用。在一个封闭的大环境中,很多人似乎已经把这种持续的迫害当作生活的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不禁想到德国历史学家吉多·克诺普说的一段话:“党卫军完全是德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绝大多数是‘很普通的人’,他们是在特殊的条件下成了罪犯,因为有一个犯罪的国家在鼓励他们这么做。假如这个国家声明,杀人本身虽然残酷和不人道,但最后是为了一个更高尚的‘善良’目的,那么人类道德的纽带显然就不能强大得阻止数百万人做出犯罪的行为。那些犯罪者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凶手。假如一个犯罪的国家打破了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界限,每个人都会受到威胁。人类的天性是脆弱的。我们大家的体内都有一位希姆莱和一位孟格勒,有一位艾希曼和一位海德里希。……人性是不稳定和脆弱的,只信赖它是草率的。只有在一个人道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着明确标准和法律的自由国家,才能在历史上有效地阻止正义变成非正义。”(吉多·克诺普《党卫军档案》)

与人奋斗,惨象环生!很多年来,总有人想淡化直至让人们忘掉文革,居心叵测。忘掉文革,今后难免有二次文革。其实当下的诸如强拆之类,未尝不是文革后遗症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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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奋斗,惨象环生!很多年来,总有人想淡化直至让人们忘掉文革,居心叵测。忘掉文革,今后难免有二次文革 ...
徐向东 发表于 2014-1-20 10:17

现在这强拆跟土匪没两样,打人、伤人、埋压生活物品、夜半绑架……看那些报道,真是难以想象的强暴,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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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搜一搜,看看网上的报道,何止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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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铁文章里的“谢三林”“于如林”应该是“解才民”“”俞汝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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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5# 徐向东 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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