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2)：本向五台去 却游平型关

久闻五台山的大名，一直想去。从地图上看，我们插队的地方离五台山并不算远，但交通却很不方便，要先乘火车南下到忻州或原平，再换乘长途汽车折向东北，才能进入五台山区，很绕。后来听说，可以走小路先翻过我们南面的馒头山，再沿滹沱河谷地向东至砂河镇，再向南拐，即可从北面进入五台山区。算了算，步行去要走三天，在山里玩两天，回来想搭车或蹭车，也要一两天，这样，全程大约要六七天。主意已定，我和本村及邻村的同伴一行五人，在夏末秋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出发了。
下面是山西东北一带的局部地图，桔黄色虚线是我们的实际行进路线。可以看出，到砂河以后，我们没有向南去五台山，而是继续向东去了平型关战场，其中原因，还得容我从头说。




第一天，我们从本村一直向南，涉水渡过桑干河，再继续南行，来到离馒头山不远的羊圈铺村，那里也有北京知青。和老同学相见格外亲切，主人们还好好招待了一番。第二天走了一整天山路，先上后下，终于从侧面翻过了馒头山。当晚来到繁峙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就在那里借宿了。
第三天一早出发，沿着公路向东，于午后赶到砂河镇，在路口正要往南向五台山行进时，却发现有解放军持枪站岗不让过。只见军用卡车不断地经过这里，朝五台山方向开的全是重车，载的东西用草绿色帆布盖住；而从那边返回的全是空车。我们和站岗的解放军一再磨蹭，但对方回答很坚决：奉上级命令不能通行。我们只好自叹倒霉！大老远好容易到了这里，却去不了五台山，难道要白跑一趟？大家想了想，有人提议说，这一带也有北京知青，何不先找他们打听一下，或许会有些办法。
于是我们离开路口，来到了附近一个有知青的村子，有几个男生正在家。我们上前说明了来意，他们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并说，去五台山的路已经很长时间不让通行了，里面正在修战备工事，保密的，不让去。我们又问附近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他们建议，可以去平型关，那里是当年的战场，有个新修的纪念馆。交通也很方便，因为从北京到原平的铁路正在施工，每天有接送工人的通勤车经过附近，搭乘通勤车就可以到平型关。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当即决定，五台山去不成了，就去平型关！
次日上午，在那几位知青的帮助下，我们搭乘通勤车到了平型关站。下车后，见到半山坡上有一座白色的楼房，那正是平型关战役纪念馆。我们来到楼前的传达室，向值班的一位年轻军人说明了来意，但他说纪念馆还没开放，不能参观。经我们请求，年轻军人找来了一位比较年长的军人，他的军上衣有四个兜，显然是一位军官(那时已废除军衔制，从领章上看不出官阶)。那军官提出了几点要求，包括不许触摸展品，不许照相等，我们当然是满口答应，他就让我们进去了。
来到展厅，发现展览已经布置好了。主要有毛的语录，战斗的示意地图，一些当年的照片，以及解说词等。实物并不很多，有八路军使用过的步枪，大刀；还有缴获日军的三八大盖，王八盒子，歪把子机枪，指挥刀，以及钢盔，军装，皮鞋，军旗等。展览最后是林彪一篇关于平型关战役总结的全文，好像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表过。
从展厅出来，我们又来到传达室，向那位值班的军人告辞，他请我们坐下休息片刻，还让一个女兵送来了茶水。我们边喝茶，边和他聊了一会儿。谈话中得知他原来也在北京上中学，是七零届的。当时大家都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我们又聊到，展览中除林彪外，没提其他指挥员的名字。他说，当时参战的几位团长是李天佑，杨得志，杨成武。大家都知道那时杨成武已经被打倒了，但他并没有避讳。我们那天的确是渴了，一边聊，一边没少喝茶水。那个女兵拿着茶壶不断地给我们往茶杯里蓄，但她没怎么说话。最后，年轻军人又在门口指给了我们几个值得看的地方。
从纪念馆出来，沿着路标继续往山坡上走不远，就到了林彪的指挥所。其实就是在半山坡上有块石头刻着几个字作为标志，其它什么也没有。回想在刚看过的展览里有一张林彪在这里手持望远镜了望的照片。从这里回头看，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当年战场的全景，而敌人大概是很难想到这里有对方的指挥所。
从山坡上下来，我们来到了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土桥沟，听说为了保留战场的原貌，这段公路没有重修。路不宽，小的上坡下坡很多，不像现代的公路有石子，全是土路，中间还有两道车辙。公路靠林彪指挥所的一侧是比较缓的山坡，而另一侧有一个较高的山包，半山腰有个小庙，老爷庙，那就是著名的老爷庙至高点。想起初中语文课学过的一篇课文，李天佑写的<首战平型关>里讲过，当时的战斗很惨烈，为了冲过公路，抢占那个至高点，不少战士都倒下了。这段蜿蜒起伏的土路虽然看上去平常，却是中国军人英勇杀敌的见证！我们从土桥沟上坡到老爷庙，见到还有几间旧房子，里面也有个简单的陈列，据说那个纪念馆落成之前，展览就在这里。
听说长城上的平行关关隘离这里还有十多里路，但没有车可搭。我们那天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到平行关关隘了，这是那次出游的一个遗憾。
从平型关返回我们村的行程非常顺利：先乘通勤车到枣林站，再从枣林蹭上小客车到了原平。原平已是北同蒲线上的一个大站，半夜时分再从原平登上太原开往大同的客车，一路都没有查票，次日凌晨就到了距我们村仅十几里的那个小站。走回到村里还不到吃早饭的时间，想起我们十几个小时之前还在平型关，觉得很有意思。
过了些天，发现林彪有日子没见报，传说他出事了，但我们都不敢相信。直到“十一”，林彪还没有露面。终于从北京传来了比较可靠的消息，林彪已死，成了“叛徒”和“卖国贼”。这使我们很庆幸那次去了平型关，假如再晚个把月，那个纪念馆肯定是不让参观了。
从那以后多少年，又陆续看到过一些关于平型关战役的文字，对那一仗有了些更客观的了解。但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国军队打的一个胜仗。我这篇回忆只是客观地记述插队时的一次出游。如果以后有机会，台儿庄也想去看看。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1)：北岳松柏绿 知青友情深

插队的第三年，我和几位同伴曾步行去恒山游玩。北岳的雄浑，悬空寺的险峻，应州木塔的神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路上发生的一些小事体现了同伴们之间的友情，也使我难以忘怀。下面就是其中的几个片断。
 
  借宿裴村
那年夏末秋初，我们一行九人(都是男生)，趁秋收前农活不太忙的机会，步行到二百多里以外的恒山去游玩。九个人中有五个来自邻近的辛村，都是好朋友。记得我们是在晚饭后出发的，经过一夜的行程，第二天一早到达了应县县城，而后继续东行，终于在下午五点多钟来到了我们计划的第一站，浑源县的裴村。
先到裴村是因为那里也有北京知青，我们当中辛村LJ的弟弟就在那里插队。LJ原是我校老高二的，个头高，人也善，有兄长风范，他弟弟LW原是八中老初二的。到了裴村知青的住处，LJ上前敲门询问，一个女生开门答话说，LW不在，他们都上工去了，还没回来。我们当时都很疲惫，就坐在院子里等候。一会儿看到刚才答话的那个女生进厨房做饭去了。有人提醒LJ，要不要去和人家说一下，多做点饭，免得等LW他们回来再多做就费时间了。LJ有些犹豫，可以理解，他是在顾虑一来和人家素不相识；二来也不知这里男女生的关系怎样。但经不住几个人再三催促，LJ终于走到厨房门口。我们听到他对那女生说：
“晚饭能不能多准备点儿？我们得在这儿吃，回头把钱和粮票留下。”
“你们几个人啊？”人家问。
“九个。”
没再听到答话。LJ回来告诉我们，人家答应了。
等LW和几个男生下工回来，马上招呼我们进屋上炕坐，又是倒开水，又是让香烟，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非常亲热。没过多一会儿，晚饭就端上了炕，一大笼屉蒸土豆和玉米面发糕，一大瓦盆小米稀饭，还有腌菜，都很可口。这在当时当地是很好的饭了，因为小米稀饭比玉米面糊糊好喝，土豆也比窝头好吃。我们也没太客气，和主人们一起，风卷残云地吃了个饱。
饭后，主人们拿出了扑克牌，围棋，象棋等，大家玩了一会儿，就安排我们休息。他们的房间里都有炕，睡的地方没问题。主人们又翻箱倒柜，找出了多余的被褥，毯子，大衣等给我们当铺盖。虽然是夏天，但当地温差大，晚上睡觉还是要盖上点的。记得那一晚我睡得很熟很香！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LW和他的几个男同伴送我们到村口。我们一再道谢，邀请他们以后有机会到我们那里去玩，但不记得是不是向那位做饭的女生说过谢谢了。
恒山水库的波澜
            上恒山的路上，玩过了悬空寺，就到了恒山水库。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普照，我们走得热了，一看到水库里那碧绿的水，就忍不住决定下去游泳。那水库是在两山之间的山沟里建成，狭长形的。我们从公路的这一侧看到对岸并不远，就下水向对岸游去。然而，游了一会，才感觉到实际离对岸并没有那么近，水还挺凉，但水库的水是很深的，不可能在中间站住休息，所以大家就都一直向前游，又游了一阵，才陆续到达对岸。

            那边是背阴，没有阳光。我们刚在水边的一块空地上坐下休息，忽然发现LJ好像不大舒服，只见他脸色发暗，嘴唇发紫，牙齿直打颤，双臂紧抱在胸前，说身上发冷。这可能是由于当时营养跟不上，游泳又消耗了很多体力和热量的缘故，应该给他保暖。然而我们都是只穿短裤游过来的，没有衣服或毛巾之类的东西。怎么办？只有尽快返回对岸穿上衣服晒晒太阳才行，但LJ当时的状况，看来是很难再自己游回去了。我们其他人虽然没有LJ那么冷，但也都有点累，不太想再下水游了。这边的岸上多是悬崖峭壁，没有路，根本不可能绕回到我们开始下水的那边，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乘船返回。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远处水面上确实有条木船，船上还有个人，一边慢慢撑船，一边好像在从水里打捞水草。于是我们向船的方向使劲喊：“哎！哎！帮帮忙吧！帮帮忙吧！“反复喊了几遍，船上的人好像听到了，但停了一下，还接着干他的事，并没有向我们这边划。我们再喊，他还是不过来。这时，我们村的一个同伴M决定游过去求那船上的人。M的身体不错，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只见M下水后，以蛙泳的姿势一下一下地向那木船游过去。LJ看到这情景，一边打颤一边反复感叹着：“M真仗义！M真仗义！”我们远远见到M终于游到了船跟前，向船上的人说了什么，那人好像终于被说动了。只见M双臂撑着船帮爬了上去，船掉过头来，开始向我们这边划了……后来LJ和我们大家都上了船，返回到出发的岸边。记得那船是长方形的，很大；船上的人不像一般农民，可能是个水库的管理人员。我们当然对人家一再道谢，同时心里也都在感激M，因为他不仅帮了LJ，也帮了我们大家。
归途上的意外发现
      归途上还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我们在应县城里的百货公司意外地发现了一件我很需要，但在北京都买不到的东西，要三十多元。因为我没带，也没有那么多钱，一个好友当时就要不顾一切地掏钱给我买……由于这件事说来话长，还是以后从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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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回忆！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0)：“溯源”桑干河 戏水神头泉

插队第二年的夏天，我们按上级的安排，到县里参加了几天体育活动。结束后，我村和邻村的几位伙伴商量，决定趁机出去游玩一次。由于北面的大同已经去过，于是决定乘火车向南。
那时知青因为没有什么钱，需要乘火车时，常常是蹭客车或扒货车。我们一行五人来到县城的火车站，悄悄扒上了一列车头朝南的货车。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如果能到太原最好，到不了就能到哪儿算哪儿。记得上的是一截空车皮，先蹲在里面不做声，听到车下的铁路工人敲敲打打地检查过列车以后，车就开动了。等开出车站，我们才站起身来，眼见两旁的景物飞快地闪过，耳边的风声呼呼做响，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我忽然想起电影<铁道游击队>，竟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声：“扒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可惜好景不长，车才开了不大功夫，就在一个叫神头的车站停了下来，半天也不走。我们正等得心焦，一个同伴忽然说，听说神头有个神头泉，是桑干河的源头，应该离这里不远，咱们何不就到神头泉去，溯源桑干河？大家一听，都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当即从货车上爬下来，向人问了路，很快就来到了桑干河边，开始沿着河岸向上游走，听说走四五里地就能到达神头村及神头泉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远处的那个村子，村后面是连绵起伏的山峦，近处是绿色的田野，风景很不错。
和不少同龄人一样，我第一次听说桑干河，是从著名作家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尽管我没看过那部小说，但感觉桑干河的名字多少有点诗意。来到山阴县插队后，得知本县的中心地带在地理上位于桑干河谷地，然而我们村离桑干河还有几十里地，没有机会去游玩。这次来到了桑干河，又能“溯源”，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这里是河流的上游，河床不宽，大约有二十多米。由于那年比较天旱，河水水位比较低，河面只有十来米宽。河水很清，边上很浅，我们挽起裤腿，光着脚或穿塑料凉鞋在浅处趟水走。河中间也试了试，发现最深的地方也不过就到膝盖上面一点。水底是沙子和小石子，没有什么淤泥，很容易走。我们在河里边走边聊，还有人哼着小曲。因为天热，这样走觉得很凉爽。
时间不长，来到了神头村跟前。河道在这里有个不大的转弯，在转弯处，远远看到一个东西在向外喷水。走近一看，是从河底钻出的一个很粗的铁水管，有一人来高，水就是从这管子里不断地冒出来的。那水很清，像自来水似的。我们过去围着那粗水管洗脸，冲腿，还喝了几口水，觉得很痛快。水管虽然是人工的，但很明显，这一定是从神头泉流出的水，神头泉应该近在咫尺了。
果然，我们从河床里走出来，快进村的时候，发现路旁有个很大的水池，或者叫小湖。一打听，老乡说这就是神头的“海子”，也就是神头泉了。可能是由于水里石头上的青苔和水草的缘故，乍一看池水呈绿色。仔细看，池水清澈见底，下面有好几处在向上冒水，有点像微微开锅的滚水。“水致清则无鱼”，的确，在这清澈的水里没看到有鱼或任何其它小动物。这样的水池或“海子”实不多见，我好像也是第一次见到。路边紧靠水池有一间很旧的房子，房子与水池之间有一部水车，木制，很大，直径看上去有三米左右。水车是静止的，显得破旧而古老，看样子已经不能用了。我们想象，当年池里的水是从这里流出，带动水车，水车再带动房子里的磨盘之类，可惜门窗都封着，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我们在这“海子”边的树荫下席地而坐，看着这美丽而奇妙的景观，久久不舍得离去……
      归途上，我们从神头车站顺利地扒上了一列北上的货车。可是车开到我们县城那一站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只是减了速。我们看车速不快，就决定跳车，因为如果不在这里下，不知要到哪里车才能停。我们迅速在车上分散开，爬到车厢外，各自把住一个扶梯，双脚站到最低一级，单手拉着扶梯准备跳。我有些犹豫，但见到前面有同伴已经跳了下去，就鼓足勇气往下一跳，脚刚着地就不由自主地向前紧跑，结果后背好像被什么推了一下，摔了个大马趴。还好，摔得不重。我们几个人在车下聚齐以后，于当晚回到了村里。扒车当然不好，但愿以后永远也没有人再需要扒车了。
后来听说，桑干河的主要源头并不在神头，神头泉只是桑干河的源头之一，所以我们的“溯源”是打引号的。以后我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又曾两次去过神头，但回想起来，玩得最开心的还是插队时去的第一次。多少年过去了，听说神头泉那里也修了一些吸引旅游者的设施，现在应该比我们去的那时候漂亮多了吧！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9)：寻觅古战场的踪迹

插队期间，我们借冬闲或农活不忙的机会，多次外出游山玩水。下面记述的是刚下去后不久的第一次出游，也是唯一一次搭乘村里的大车外出旅行。
通过和老乡聊天，发现他们对宋代杨家将的故事都很熟悉。他们还说，杨家将打过仗的金沙滩和两狼山都离我们村不太远，生产队进山拉煤的大车就经过这些地方[*]，还能见到李陵碑呢！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经大队领导批准，我与一个知青同伴决定乘冬闲之机跟着大车去一趟，车把式们也都愿意带我们去。
出发之前，我们仔细察看了挂在大队部的雁北地图，对整个行程有了大致的了解。拉煤的地点是在离我们村约百余里的怀仁县寺峰山煤矿，当天回不来，要住车马大店。为了在上午赶到煤矿装车，大车总是在前一天晚上从村里出发。
记得我们是在晚十点左右动身的。那天天气很好，又正值皓月当空，原野上的景物依稀可辩。道路就像一条灰色的带子向前方延伸，隐约可见远山黑乎乎的轮廓。我们一行八挂大车都没点灯，就借着月光行进。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在车上坐时间长了就觉得冷。於是我们便下车步行，等感觉身上暖和些了再上车。路上，我们还不断地和车把式们聊天，从古至今什么都聊，有说有笑，兴致勃勃。
出村后不远，就到了村北那条山梁 – 黄花梁。它虽然不高，却是我们村所在的桑干河谷地和北面的大同盆地的分水岭。山梁的几处峰顶都座落着古烽火台，平时我们在村里也能远远望见。烽火台表层的城砖早已剥落，只剩下黄土垒成的棱台形主体。当大车翻过山顶时，离其中的一座很近。看着月光下那高大墩实的古建筑，想到这里曾经是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古代将士们曾在此日夜守卫，我忽然感到与历史的距离好像被拉近了。
翻过黄花梁就进入了怀仁县，到了金沙滩林场，也就是古代的金沙滩了。从名字上看，这里从前可能是沙漠，当时也仍然有大片荒地，林场的树大部分是防风固沙的灌木。我们不由得又聊起了杨家将在金沙滩打的那一仗……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们到达了预定“打间”(休息) 的地点 – 大峪口村车马大店。车把式们先把大车和牲口安顿好，喂上草料，然后来到大店的客房。客房里有一个大通炕，炕头有个灶台，灶火是生着的。我们把火捅开加上煤，屋里和炕上很快就都暖和了。车马大店没有饭厅，客人们大都是自带干粮或带粮食自己做，店里只提供炊具和碗筷。于是我们开始把自带的玉米面合在一起，在灶上蒸窝头，熬糊糊(即玉米面粥)。饭熟了，没人客气，盛上糊糊拿起窝头就吃。没什么菜，好像就是有人带了点自家做的“烂腌菜”(用胡萝卜和洋白菜腌制的酸咸菜)，谁要吃就就上两口。
            饭后稍是休息，就又套上车出发了。这时天已蒙蒙发亮。前面就要进山了。车把式告诉我们这就是两狼山。放眼望去，这山果然险峻，两座高大的山峰巍然耸立，像两座山门，其中一座峰顶上矗立着古烽火台。两山中间是一条峡谷，进山的路就沿着峡谷蜿蜒而上。坐在大车上，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杨老令公在两狼山头碰李陵碑壮烈殉国的故事。
            正想着，有车把式突然喊道，前面就要到李陵碑了！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引我们来到路旁的山崖下，指着一块石碑说，这就是李陵碑。我们看到这碑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样。记得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上画的李陵碑有一人多高，上有 “李陵碑” 三个大字。而眼前的这块碑不足一人高，正面的四个大字竟是 “阿弥陀佛”。碑上有一块碗口大的红色痕迹，据说是老令公的鲜血所染成。但仔细察看，发现那痕迹好像是由红色的小沙粒镶嵌在石碑表面所形成的，所以血迹一说恐怕靠不住。总之，我们当时对那块碑的真伪就有些怀疑。可惜那时我们没有照相机，没能留下那块碑的影相……
            到煤矿装好车以后，我们就开始往回赶。于傍晚又回到大峪口村车马大店。吃过饭后，睡了半宿。铺的是自带的毯子或毡子，盖的是大衣或皮袄，合衣而睡的。十六个车把式加我们两个知青共十八个人睡在大通炕上，还很宽敞，可见那客房确实很大。由于前一天晚上没睡，那一觉睡得特别香。半夜时分被叫醒，坐上大车再次出发，于次日清晨回到了村里。
几年以后，从一些书籍中了解到，金沙滩和两狼山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还有差别。首先，所谓金沙滩一仗《宋史》无载，很可能只是民间传说而已。再有，据《宋史》记载，杨业兵败被俘的地点叫陈家谷，据专家考证，是在今朔县东南，而两狼山是在离朔县百里开外的怀仁县境内。显然，两狼山不是陈家谷。另外杨业也并非头撞李陵碑而死，而是受伤被俘后绝食而终[**]。所以，李陵碑的真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得知这些史实以后，想到金沙滩和两狼山都只是传说中的古战场，多少有些遗憾，但每当我回忆起那次旅行，总还是有一种自豪和庆幸的感觉。因为那片土地曾经是古战场应该没有疑问，那些山顶上的烽火台就是明证；更重要的是，那次搭乘大车寻觅古战场的经历不仅使我们增长了见识，也充满了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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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北虽然很穷，但由于煤炭资源丰富，煤相对便宜。老乡做饭取暖，除了就地取材用柴禾外，也用煤。当地逢年过节还有烧旺火的习俗。“旺火” 就是用煤块搭成的中空的圆塔，大小不拘。大的有一人多高，点着后能烧一宿。
** 见《宋史。杨业传》: “…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8)：看田的风波

记得那是在插队第四年的秋天，大队领导让我也参加看田的工作。“看田”，有些地方又叫 “护秋”，就是在秋天从庄稼开始成熟到全部收割完毕，村里派专人组成小组，在地里和村口日夜巡逻盘查，防止庄稼被盗。我开始并不想干，倒不是像老乡那样怕得罪人，而是觉得日夜工作生活不规律 (只能轮班睡觉)，自己看书练琴的时间也少了。但又想到，领导让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参加看田是对咱的信任，硬是不干恐怕不妥，好在只有一个月左右，就答应了。
一天晚饭后，我照例来到小学校的教室，这是我们集合的地点。教室里有个大炕，是我们夜里轮流休息的地方。每晚大家都先到这里聚齐，商量轮流巡逻的安排。那天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突然来了。他对我们说，有人反映郭兴家有扒玉米的动静，你们晚一点悄悄到他家窗外听听，如果里面确实在扒玉米，就进去把他抓住。“扒玉米” 就是把成熟的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搓下来。如果这个时节在家扒玉米，那肯定是从地里偷的。经过商议，决定由包括我在内的两名知青和一名本村小伙子去。因为我们三个人都不和郭兴在同一生产队，和他不熟。这样如果需要抓他时，比较容易 “公事公办”。
支书走了以后，大家又聊了一会儿郭兴的情况。我才得知他是贫农成分，老婆几年前病死了，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常常不能上工，干也只能干点儿轻活，所以工分挣得很少。家里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什么家庭副业，所以很穷。两个男人光靠队上分那点儿口粮，肯定是不够吃的。我当时就感觉到去抓郭兴是一件没人爱干的差事，但领导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推。另外我也想，偷集体的粮食总是不对的，所以抓也没有错。
过了晚十点，多数老乡都已经睡下了。我们三个人借着月光来到郭兴家，悄悄翻墙进了院子，发现他家的油灯还亮着。我们捏手捏脚地走到窗前蹲下，听到屋里果然有扒玉米的声音。听了一会儿，觉得确实没有听错，我们就站起身来大声叫门了。
刚一叫，屋里的油灯马上熄了。又叫了几声，里面才答应，说是已经睡下了，有事明天再说吧。我们坚持说有要紧事，屋里才又点亮了灯。门开了。我看到郭兴是个瘦老头，还有些驼背。他结结巴巴地问有什么事。我们没多解释，边问他刚才在干什么，边从堂屋进到里屋。见炕上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躺在被窝里，还没睡着。我觉得这孩子眼熟，但当时顾不上多想。见到炕席鼓囊囊的，我们就把炕席一掀，发现下面铺满了新鲜的玉米粒和玉米棒子，这下可是人脏俱在了。
郭兴哑口无言，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对我们又鞠躬又作揖，不停地说：“饶了我吧！放了我吧！ 我实在是没办法！ 我再也不敢啦！…” 我们打断他，让他到小学校跟领导说去。但他不走，回头看了看炕上的儿子，突然过去抱住儿子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大拴那！ 这下可闹下鼓捣啦 (闯下大祸的意思)！ 这可怎么好啊！? 叫我怎么活呀！? …” 大拴见父亲这样，也跟着哭了起来，我们在一旁劝阻也没有用。
这时我才想起以前是怎样见过这孩子的。那是以往中午收工，有时碰上小学校放学。一个背着蓝布书包的男孩看见我，常对我笑笑，然后一溜烟地跑开。原来他就是郭兴的儿子大拴。此刻看到父子俩抱头哭作一团，心里乱糟糟的。我们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都不知如何是好。如果硬要把郭兴拉走并不是拉不动他，但谁也没有动手。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我们决定让那个本村小伙子去报告领导。不一会儿，大队长来了。他让郭兴和我们都到小学校去，让大拴抱上被子也跟着到那儿去睡觉，郭兴家的门上锁，钥匙大队长拿着。
到了小学校，发现副大队长兼一队队长已经在那里等侯，因为这是入秋以来发现的最大的案子，但不知支书为什么没在。两位大队干部请郭兴上炕坐下，开始和他谈话。出乎我的预料，谈话是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问郭兴都是在什么时候 “拿”，怎么能“拿” 那么多…… 郭兴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看到队干部们这么和气，他也放松了。他们聊够了，郭兴也和我们一起在那里休息。
第二天早晨，民兵彻底检查了郭兴的家，共搜出扒过和没扒过的玉米棒子一百余个，连同扒下的玉米粒一起收入了大队粮库。领导还放出话说，对此事要严肃处理。
白天，我照例到地里巡察，见到我们生产队的人在收玉米，就像往常一样搭把手儿帮着装装车什么的。昨夜的事早已传遍全村，老乡们议论纷纷，口径基本一致 – 同情郭兴，为他担心。更有心直口快者，叫着我的名字大声质问：“你们是怎么想起去抓郭兴的? 他又穷又有病，还让不让人家活?” 我觉得委屈，想说：“是支书让去的，我们能不去吗?” 但又想起自己当时也是愿意去的，又何必辩解呢? 老乡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根据大队的规定，偷一个玉米棒子要扣罚十斤口粮。郭兴偷了一百多个，就是把他家两口人一年的口粮全部扣光也不够啊 (当时每人每年的口粮是三百六十斤)。要是真的把口粮扣了，他和大拴又该怎么活呀?
可能是因为难于处理，大队将此事上报了公社，公社也迟迟没有回音。秋收完毕，我和其他知青回城过冬去了。第二年开春回村，听说队里并没有扣郭兴的口粮，事情好像不了了之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一天中午收工，又碰上小学校放学。我一眼看见背着蓝布书包的大拴，他也看见了我。和往常一样，他对我笑了笑就一溜烟地跑开了。我当时心里一热，看来这孩子没有怨恨我们。但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他和他父亲。     
多少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总是很后悔：当初如果坚持不参加看田，就不会卷进这场风波，也不会对郭兴和大拴感到歉疚了。但我也想到，即使我不参加，大队领导也会派别人去抓他。他那样“拿”集体的粮食真的错了吗? 领导派我们抓他真的对吗? 对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很多事情是很难简单地用 “对” 或者 “错” 来评判的。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7)：她不是“小芳”

前些年，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小芳”，是唱一个男知青和一个农村姑娘相爱的事。后来发现描写这类事情的文学作品也不少，一时间，好像当年男知青和村里女孩要好的事相当普遍，连本来对我很了解的朋友也问我：“你在村里呆了五年，真的没有‘小芳’?” 我确实没有。那些年不但没有和村里的女孩相好，也没有那种意义的“女朋友”。原因很简单，为了有机会离开农村时没有牵挂。后来开始交女朋友，已是离开农村几年以后的事了。尽管如此，这关于“小芳”的话题还是使我想起了村里的一个女孩。
记得初次见到这个女孩是在村里欢迎知青的晚会上，她和几个青年演了一个歌舞节目。她身材适中，两条粗黑的长辫子。眼睛虽不很大，却很有神，不时露出甜甜的微笑。我当时就觉得她是村里最“顺眼”的女孩。后来很快知道，她是我们知青临时厨房房东的女儿，叫淑青。我们每天出入她家的院子，时常碰到她。但除了简单打个招呼以外，没说过几句话。
淑青和我年龄相仿，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被安排在村里的电磨房干活。当时那里只有一台玉米粉碎机。淑青的工作，就是把粮食过秤，记账，并负责开关机器。她性格热情开朗，值班时很少坐下，好像总是在忙里忙外，帮助社员磨粮食。
那时我们村里十几个知青集体开伙，但无论男女，谁也不愿做饭和加工粮食，只好轮流做。记得我第一次去电磨房，正赶上淑青值班。由于我笨手笨脚，什么也不会，她就手把手地教我：磨面时，一定要攥紧机器出口的袋子。几十斤玉米很快磨完了，她让我蹲下双手撑着口袋，她弯下腰，用力把机器袋子里的面粉抖进我的口袋。不经意，她的长辫梢轻轻掠过我的额头。也许是因为我从中学起一直在男校住校，从来没有和女孩子这样近地接触过，当时竟有一点异样的感觉…… 我匆忙道了声“谢谢”，扛起口袋就走。回到厨房放下口袋，心还在”咚咚”地跳。从那以后，我不再那么烦加工粮食这活儿了。
村里一般女孩到十八九岁就出嫁了。如果到二十二三岁还没结婚就被称为“大女儿”。我们到村里一晃几年过去，淑青也变成“大女儿”了。听说她父母也在不断为她张罗。
那时村里仍实行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即男方家要给女方家一大笔财礼，价值一般要在千元左右。通常是由男方先托媒人到女方家谈，主要谈财礼的数目。谈的方式很特别，是在衣襟下用手指比划出数目，让对方摸，然后对方再以同样的方式还价，其目的大概是不想让旁人听到。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和骡马市上买卖牲口的方式没什么两样。然而这也不能全怪女方父母，一来习惯如此，大家都这样；二来如果家里有男孩，还等着用这财礼的钱娶媳妇呢。淑青就有个比她小三四岁的弟弟，很快也到娶亲的年龄，明摆着的。
一天轮到我在厨房做饭，无意间听到两个女生的对话：
“今天我到淑青家还笸箩，看见她家又来媒人了，是周庄的。”
“怎么样?”
“听说谈成了。男方刚从部队复员，以后还可能会分配工作呢。”
“那好啊。”
“你没见呢，他们谈的时候，淑青也在场，表情特别紧张，那样子真可怜。”
“紧张什么呀?”
“我也说不清。可能是怕又谈不成吧。‘大女儿’了，要是老嫁不出去，怕人说闲话呀。”
听了这消息，我先是觉得遗憾：以后再不能常见到淑青，她也不能再帮我们磨面了。但又一想，淑青终于有了归宿，而且听上去男方也不错，该为她高兴才是啊!  记得我后来见到她，本想开个玩笑，但不知怎么的，只是笨嘴拙舌地说了句：
“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呀!”
“结婚”一词说得很生硬，当地一般说“成亲”，“出嫁” 或 “出门”。她笑着回答：“哪有呢? 别听人们瞎说。” 但我分明看到她脸红了。其实当时这事在村里已经传开了。
那年冬天，他们办了喜事。当时我回城过冬了。转年开春再回村，已是插队的第五个年头，村里知青只剩下几个人。集体厨房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我们不得不分头到老乡家去吃饭。我和另一个男生就到淑青的父母家，也就是我们厨房的老房东家吃。由于淑青已出嫁，再到她家，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一天我和同伴去吃中饭时，意外地发现淑青在家。她看上去脸色不大好，头发也有点乱，但她还是有说有笑地帮大娘为我们准备午饭。下午干活时就听“消息灵通”的老乡说，淑青是因为和男人打架，跑回来的，而且已不是第一次了。我听了，心里乱糟糟的。
吃晚饭时，没见到淑青，却见一位穿军上衣的小伙子。经介绍，得知他就是淑青的“女婿”。我们和” 女婿”一同吃了饭 (大爷大娘照例不和我们一起吃，他们总是要我们吃过后，才自己吃)。饭后，我们随便和”女婿”聊了一会儿，就告辞了。稍后我和同伴说起来，都觉得这小伙子挺好，个头长相都不错，谈吐也显得见过世面，就是不知为什么淑青与他不和。
第二天吃早饭，没再见到淑青和“女婿”，听说他俩一早就动身回周庄了。当时我心想，希望他们从此和好，生活幸福。
一转眼这么多年了，但愿淑青早就过上好日子了。她不是“小芳”，她只是村里给我印象最好的一个女孩。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6)：听老乡唱民歌

老乡在工间或工余，有时会唱两嗓子，除了前面提到的唱戏，有时也唱歌，主要是当地流传的民歌。多数时候唱得并不完整，就来几句。和其它各地的民歌一样，这些民歌也反映了当地人民的喜怒哀乐及风土人情。可惜，我当时并没有留意，更没有拿纸笔去记录，所以现在还能想起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记得有一次是在地头短暂休息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随口哼唱了这么几句：
“四月里来(那)四月八，奶奶(那)庙上祭娃娃。
人家有钱祭娃娃呀，我家哥哥没钱，祭呀祭个啥？没老婆咋扎呀。“
唱完大家都乐，歌者自己也乐了。我觉得好听，歌词也有趣，就问身边的老乡，得知这歌叫<光棍哭妻>。难怪大家乐，原来那个唱歌的小伙子就是个光棍。后来，听其他老乡多次唱过这首歌，来村里帮助办丧事的“鼓匠”们也演奏过。据说这首歌有十二段歌词，一个月一段，可惜我只记住四月这么一段。歌词中的“祭娃娃“是求子的意思；“奶奶庙”是当地一种民间小庙。可惜我们到村里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庙宇了。
      下面这首歌也很有意思，叫<小寡妇上坟>，曾经多次听老乡断断续续地唱过，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后生在他自家门口唱的，是童声，三段歌词他完整地唱了下来：
“城墙不高三呀三丈六，丈夫十七我十六。
十七十八来到你的家，二十上下守了个寡。
白日里想你扎不住个门，黑夜里想你吹不灭个灯。”
从歌词看，这歌本应是女声唱的，内容是很悲伤的，但人们，包括那个小后生，却都是笑着唱的。或许是有点恶作剧的意思？说不准。听多了能体会到，当地很多人唱歌都有一种苦中作求乐的味道。
      回想起来，爱唱几句的大都是性格比较开朗，也比较活跃的老乡。他们大都是青壮年男子，除了在刚来时的欢迎会上，我们从来没见过村里的女人唱歌。爱唱的老乡一般除了唱，还爱开玩笑，有时说些类似”黄段子“的东西，所以他们当中有些被人称作”诙后“，意思是有点不正经的后生。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照样又说又唱。话说回来，他们的歌声和话语给人们带来很多欢笑。也多亏他们，我们才能听到老乡的这些歌声。
      下面几首也是我在村里多次听到过的民歌，可惜歌词都记不全了，只记住一两段。和上面的两首一样，这些歌感情表达都很率真，情景描写也很生动。具体的不必我多说，大家读了歌词就知道了。
<走西口>
咸丰正(了)五(这)年，山西遭(了)年(的)限。
男人走口外，女人挑野菜。
二姑舅捎来一封信，西口外好(了)收(的)成。
有心走西口，就怕妹妹泪长流。
(注：”遭年限“就是遭天灾之意。)
<种大烟>
青天(那个)蓝天紫(个)蓝(这)天，什么人留下种(上个)大烟？
咸丰(那个)登基正(个)五(这)年，外国人留下种(上个)大烟。
            <想妹妹>
            想妹妹想得迷了一个窍，叼烟袋叼在了烟得脑，哎哟！烫了一嘴大燎泡！
            想哥哥想得迷了一个窍，蒸馍馍把个笼床而在了水瓮上，哎哟！一蒸蒸了个冰板凉！
<过大年>
过了(哇)大年(这)头一(这)天，我与我那连成哥哥来(呀)拜年。
一进门，把腰弯，左手扶来右手搀，
呐哈咿呀哎嗨，咱兄妹二人拜的是什么年呐，呐哈咿呀嗨。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5)：看老乡演戏

刚到村里的第二天晚上，大队领导为我们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欢迎晚会。地点在小学校的院子里，舞台是现成的，就是学校院子里那个坐南朝北的戏台。我们十几个知青都被请到台上，坐在侧面。老乡在台下有的自带小凳坐着，更多人就是站着看。虽然是冬季，气温很低，但还是来了很多人，相当热闹。
      节目开始了，先是由村里十来个男女青年表演的歌舞“敬爱的毛主席”，没什么服装，就是男的黑棉袄，女的花棉袄。虽然歌声不够嘹亮，舞姿也不够优美，但他们都情绪饱满，挺喜庆的。
      接下来的节目让我有点吃惊，村里老乡竟然演了两出现代小戏！第一出叫<湘江渡>，从剧名我猜可能是从湖南的什么小戏移植而来，但没有证实过。剧情很简单，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模范售货员，年轻女子，挑担下乡送货，要过湘江；另一个是撑船的老汉，他久闻这位模范售货员的大名，但没见过面。经过一番询问对答，当然是用连说带唱的形式，老汉终于明白了眼前正是那位模范售货员，于是把她渡过湘江。   
      第二出小戏叫<巧送钱>，也是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解放军的小战士，一个是房东大娘。小战士不小心把大娘的什么东西弄坏了，要照价赔偿，给大娘送钱；可大娘坚决不要，还向他讲述解放军的好，当然也是大段的唱。最后小战士想了个办法，终于如愿以偿。
      这两出戏虽然小，每出大约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但表演很到位，唱念做工完整，有伴奏，有服装，也有化妆。剧种是晋剧(山西中路梆子)。伴奏只有两个人，一人司鼓板，一人拉梆胡。这样的编制虽然简单，但却很实用，也很有效果。
      后来得知，扮演售货员的演员有三十来岁，和拉梆胡的伴奏者是夫妻。她们以前都曾在本县剧团干专业，六二年困难时期，县剧团和很多其它单位被“下马”，他们夫妻不得不回到村里务农。在另一出戏里扮演大娘的虽然唱老旦，但也就是三十来岁，以前是应县县剧团的专业演员，也是六二年因为单位下马，跟着丈夫回村务农的。扮演老汉和解放军小战士的是村里的两位20多岁的小伙子，不清楚他们是跟谁学的戏。这两出戏我后来又看过一两遍，因为村里一有什么场合要庆祝或欢迎什么人，就演这两出戏，所以给我印象挺深的。
      这两出都是现代戏，后来在村里呆的时间长了，知道老乡其实更喜欢传统戏，剧种主要是晋剧，也有耍孩儿等地方小剧种。常有人就在田头地边或上下工的路上唱两嗓子，记得有<秦香莲>，<杨家将>等戏的选段。因为是在文革期间，这些传统戏都被打入冷宫，不能演了，所以就只能演现代戏。
      上面提到的两位演过戏的老乡还有些“戏外戏”，也记在这里吧：扮演<湘江渡>里撑船老汉的小伙子家庭出身是地主，他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他曾写信上访，申诉他父亲土改时本是中农，后来在一次运动中却被打成了“漏化地主”。但这封上访的信却被转回村里，上级还指示要批判这个小伙子，因为他搞“右倾翻案”(“右倾翻案”并不是邓小平的专利，文革中曾多次反对“右倾翻案”)。于是村里开了他的批判会，一连几天，想挖出他的幕后指使。但小伙子软中有硬，只承认自己错了，是他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后来只能不了了之了。没想到十来年以后的一天，我竟然在大同市的街上又碰到了这位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已经到大同煤矿当上了矿工，他还坚持上访，终于使他父亲获得了平反(我们村里这种被错划成地主的有好几家)。我很为他高兴，我们站在街上聊了好一会儿。
      在<巧送钱>里扮演大娘的演员的丈夫家庭出身也是地主，他本是护士学校毕业的护士，六二年因家庭出身不好被“下放”，带着妻子回村务农。他身体较弱，不能干重活，所以工分挣得不多，家境不富余。一年秋天，他妻子，就是那个演员，因为假借割草之机偷地里刚成熟的玉米，被大队看田的抓住，随后在她家里翻出了已经偷回的新玉米。那年我也正好看田，翻她家时我也在场。记得从缸里翻出新玉米时，她哭了，挺可怜的。她丈夫坐在炕上，脸朝着窗外，一言不发。后来大队领导在社员大会上讲，由于她丈夫是地主家庭出身，要严肃处理此事，就是要按规定罚她家的口粮。这种因出身不好就要更加“严肃处理”的说法，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后来好像也没怎么处理就过去了。大队领导可能也是想趁机吓唬吓唬，不能让队里的庄稼被偷得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