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迟到的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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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不对的事就应道歉

社会万象- 燕赵都市网
高龙2013-06-18 05:22


刘伯勤所在班级1968年12月拍摄的毕业照。图中最后一排右三为刘伯勤、右六是张念泉；前二排左二为鲍德昌、左四为班主任许俊源；前四排右五为曹广滨，左二为李刚。刘伯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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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伯勤刊发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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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多，刘伯勤如约来到济南市解放路附近的宾馆接受采访。他的头发开始斑白，但尚未年暮。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登在媒体上的道歉广告，引起舆论沸腾，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广告中，刘伯勤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在张罗道歉事宜时，刘伯勤承受了巨大的家庭压力。家人告诉他，“你一道歉，人家反而认为你是恶棍了。”道歉广告刊登后，他儿子发E -m ail对他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这句话后面加了括号，里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他的同学也打电话、发电邮来询问。有的同学说，“你捣鼓这个干吗？”
      时光流逝改变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对刘伯勤而言，数十年的“文革”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这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一块石头。”刘伯勤说。
      一切源于那个混乱的年代。
      “文革”到来时，刘伯勤14岁，在济南一中初一(3)班就读。
      1966年6月7日，济南全市各中等学校陆续向学生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开始停课开展运动。一天，学校还没有放假。刘伯勤所属的班级那周是劳动时间。刘伯勤正劳动时，班主任许俊源走到他面前对他讲，“明天不用劳动，要搞文化革命了。”当时顽皮的他听了非常激动，也很高兴，还问，“以后永远不上课了吗？”许俊源顿了一顿，很沉重地说“不上了”。刘伯勤后来想起这事非常伤感。
      上初中后，刘伯勤比较调皮，有点叛逆，经常和老师作对。一次，教代数的许俊源在课堂上提问，刘伯勤一反常规地举手了。许俊源很惊讶。没想到刘伯勤问，“你昨天为什么跑到我家告状去？”同学们听了都有点惊愕。期中考试时，许俊源给了刘伯勤代数科目59分。他就认为班主任和他过不去。“他给我59分，对我触动很大。”刘伯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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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
      “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
      1966年6月1日，《济南晚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大中学校学生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牛鬼蛇神”即教师，“黑帮”即党政干部。
      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教高年级的老师毕德质等人。
      “我曾经打过李主任一巴掌。”在停顿了约10秒钟后，刘伯勤继续他的讲述。他在“文革”初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红五类”。
      一天，在批斗中，李昌义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从办公室排着队出来，沿着前面的台阶弯腰低头走下。台阶两边站着参加批斗的学生，在他们走下去时轮流用手打，并用言语侮辱。刘伯勤当时个子矮，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李昌义头谢顶，成天戴帽子，但是在批斗时不让戴了。当李昌义经过他时，刘伯勤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之后还朝李昌义啐口水。“当时打人是想‘尝尝滋味’。现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没有接触，也谈不上什么阶级仇恨。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人性恶的一种流露，那个疯狂的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刘伯勤说。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人民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在提起老师毕德质时，刘伯勤在房间里唱了一遍“文革”流行的《牛鬼蛇神之歌》。“文革”时，他们搞恶作剧时唱这首歌玩。当年，他曾逼迫毕德质唱《牛鬼蛇神之歌》。在批斗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毕德质，任何“革命师生”让他干嘛就得干嘛。当时学校流传《牛鬼蛇神之歌》是毕德质作词。“他作词，就冲着他来。我就让他和其他人一块唱《牛鬼蛇神之歌》。现在想，这是糟蹋人。”刘伯勤说。
      对另一位老师胡熹和的批斗则极尽荒诞。胡熹和给他们初一教图画课，当时已经约60岁了。大约在1966年9月，学校“革命师生”说胡熹和的画是“大毒草”，是“黑画”。“胡老师画的画大多属于漫画。漫画线条比较简单，形象比较夸张，大多用横、竖、斜的线条画出来的，一笔一画，这些笔画容易被看成字。”刘伯勤说。
      学校让全校学生在胡熹和的画里找反动标语。学生说线条像什么字，就是什么字。在一幅画里，刘伯勤最多“找出”36条反动标语。
当斗争对象扩展到当权派时，时任济南一中副校长朱琳也被作为“牛鬼蛇神”抛出来了。“把她抛出来是领导为了保自己。”刘伯勤说。刘伯勤的同学鲍德昌回忆，批斗朱琳时，让她胸前挂着两只鞋，污蔑为“破鞋”。还让她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琳”，在名字上还画着一个大红叉。
      1967年春天。有次济南一中组织师生在城南千佛山脚下的果园拔草，朱琳也参加劳动了。在劳动现场，刘伯勤和另一个同学上前找朱琳的茬，说她反动，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朱琳说，“你们是学生，还年轻，懂了再说吧。”刘伯勤回忆，“我们理屈词穷，就说她不老实。现在想来，这不是批斗的场合，而且批斗朱琳副校长已经到末期了，完全可以不找她茬。无谓找茬，伤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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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
      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拿出来时，在后面发现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至10月底，在101处各类中等学校中已建立红卫兵组织475个，有红卫兵26286人，占师生总数的39.1%。
      8月23日，恶魔释放了。
      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动罪证，还有家里‘不该有的’(东西)。”刘伯勤说。《山东省志》记载，至1966年10月13日，济南被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
      同学鲍德昌评价“文革”中的刘伯勤，“他在学生浪潮当中随波逐流，但是他不坏，也不玩阴的。”
      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一天，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张念泉“文革”前和刘伯勤关系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类”，当天在家。“去抄家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很尴尬。”刘伯勤回忆。同学过来抄家，张念泉不敢反抗，还得配合、表态。抄家的红卫兵询问：桌子底下藏没藏枪？有没有电台？张念泉说没有。他得帮着打开看。“当时报纸上说，阶级敌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们就拿棍子敲地(听声音)，硬说地下有洞。”刘伯勤回忆。张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摆一张椅子。红卫兵怀疑地下埋了枪、电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们当时小，没有劲了，但不确定底下有没有东西，就不了了之。
      同学鲍德昌当年是“黑五类”。谈及疯狂的年代，他说，“电影里反映的，绝对不如现实的。那时我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也不让串连。一说上学就头皮发麻，怕被同学斗。”同学曹广滨当年也被看作“黑五类”。曹广滨评价当年学校的氛围是“气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学韩桂英。解放前，她父亲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当时照相馆顶多雇佣几个职工。“文革”中她家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
      抄家时韩桂英不在。当天红卫兵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有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东西，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堂屋中间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惶恐。户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刘伯勤描述。在那个时代，毛像、毛选形同圣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的相纸拿出来的时候，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32张蒋介石的相片，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由于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领头的红卫兵很快将这批照片收起来了。“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发现蒋介石照片后，刘伯勤就顺着这个思路看别的镜框后面有没有东西。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后面，一共发现200元现金，最大面额的是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没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现行”行为后，韩桂英家不能辩护。当时韩桂英母亲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韩桂英家门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红卫兵临走时还询问：这里面有没有枪？有没有电台？韩桂英家说没有。红卫兵不相信，就捞，拿东西往井里扒拉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钱，成了刘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元，大多数家庭都是现在说的‘月光族’，没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五个月的纯工资。那时候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一个月存3块、5块，要存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可能是韩桂英家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这算什么？现在来看，就算藏蒋介石照片，按《刑法》来看，这算什么罪？”
      被抄家后，韩桂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她也没有出现在班级的毕业照当中。刘伯勤再也没有见过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听她，想给她当面道歉，却听说她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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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作剧
      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巨大惊吓
      “文革”时 刘伯勤家住山东省政协大院。大院内有几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这3人都出现在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中。谈到当年对3人做的错事，刘伯勤充满忏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后，玻璃破了，窗户上糊了报纸。有几次，刘伯勤他们半夜起来，用冰棍的竹棍劈开一点，夹着小鞭炮。之后将周志俊家窗户的纸弄开一个孔，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恶作剧同样发生在宋文田家。刘伯勤与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脸贴到玻璃上，然后敲玻璃。里面的人一开灯，顺着声音一看会吓一跳。
      1967年，刘伯勤与人还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里，他们将杜大中家厨房的盐、油、醋等调料全倒在一起，让他们没法用。
反思
      “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
      刘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现。
      1966年9月，济南大中专和中学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连，串连热潮持续了7个月之久。1966年11月，身为红卫兵的刘伯勤也上北京串联去了。但当他回到老家山东省政协大院的时候，让他震惊的事发生了：全院子贴满了打倒他父亲的大字报、标语等。他父亲被说成“有历史问题”，“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对待。后于1979年平反。
      “‘文革’初，我的心态是‘我们是党内，你们是敌对势力’，潜意识中优越的心态在作祟。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心态变化很大，内心受冲击很大。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开始反思了。”
      “文革”中刘伯勤曾下乡，回来后在铁路上干了装卸工、调车组、食堂采购3个工种，一待8年。
      1972年，开始兴考试了。刘伯勤当时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于是重新学习，在铁路系统自学。那时他开始请教老师并得到了帮助。“‘文革’当中对老师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里道歉了。”这是刘伯勤道歉的开始。
      后来他发愤读书，于1978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上世纪90年代，杜大中的夫人到刘伯勤母亲那里，他当时很隐晦地向她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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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结
      “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
      在同班同学李刚看来，刘伯勤“有拗劲，爱较真，辩论时非要分出个一二三”。刘伯勤将自己“文革”中做的事称为“属于小恶”。
      刘伯勤产生登广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几年前他就想，当年伤害过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广告可以给人家后人有个交代，通过这种办法把该做的做了。但当时他有顾虑，因为和他一块做那些事的还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没有道歉，他怎么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观上不能给别人形成压力”。“现在和我一起干这事的人不在了。”
      早在20年前，刘伯勤的班级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同学聚会，但刘伯勤一共只去了两次。同学曹广滨说，“他不好意思去，当年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压力。”同样不愿意参加聚会的还有被抄家的张念泉。同学鲍德昌曾劝张念泉，“别计较过去的事情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记得这些事情呢？”张念泉当时回答，“不想见面，也不愿伤和气。”
      5年前，刘伯勤找到了张念泉，把他请出来一块吃了个饭，坐了两三个小时。但这次见面，两个人谈“文革”的时间并不多。刘伯勤当面给张念泉道歉。张念泉说：“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刘伯勤说。
      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济南东二环的一个酒店，有十几个老同学参加了同学聚会。刘伯勤少有地参加了。
      一见当年的“黑五类”同学鲍德昌，刘伯勤就说，“我见了你不好意思。”
      鲍德昌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见，有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么些年不来，咱们的人见一次少一次了。”
      刘伯勤随后的话让鲍德昌震惊。他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咱们班的张念泉、韩桂英等，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
      听到刘伯勤的话，鲍德昌觉得自己眼眶湿润了。他说，“伯勤，你怎么这么说呢？咱们能活着见了就很好了。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恶作剧，正好赶上这么个风潮。”在场的人也都劝刘伯勤，“伯勤你别这样，这么多年的事了，谁把它当回事呢？”
      “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心里觉得‘文革’这个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刘伯勤后来说。
      “这个同学有这种思维和意识，他还记得这个事，想给人道歉，我觉得很感动，心里很热火，是一种安慰，像找了平衡似的。”鲍德昌告诉南都记者。
      随着这次聚会道歉而来的就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刘伯勤评价这次广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
      道歉广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张念泉还在世，但刘伯勤目前无法联系到他。其他人则没有机会当面道歉了。
      今年4月13日，刘伯勤偶然登录一家媒体网站，看到有“读者留言”栏目，就询问做不做道歉广告业务。后来几经沟通，最后在这家媒体登载了那则道歉广告。在这家媒体网站“读者留言”栏目，刘伯勤留言称，“本人‘文革’时年幼无知，受人蛊惑，伤害了一些人，这些年来已当面向其中部分当事人道了歉，也获得他们谅解。但还有一些先生因年久无法联系(有些甚至已经过世)，愿意在贵刊登广告向他们及其家属道歉，以赎前愆，不知贵刊能否成全？”
      他用的网名叫“心病”。
参考资料：
《济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
《山东省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山东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山东省省情资料库
      “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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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红卫兵公开道歉者如此之少[31823]人参与

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

导语
近日，一则文革红卫兵在媒体上登广告道歉的新闻，引发了网络热议。许多网友在赞赏此举的同时，也感叹这样的道歉实在太少了。…[详细]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文革过去了半个世纪，道歉的红卫兵却如此之少？

回顾历史，两类红卫兵都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谈红卫兵的道歉问题，需要先明确：红卫兵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内部存在着许多思想、立场乃至行为迥异的派别。大而论之，一般被区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种类型。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这两派红卫兵都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为当年行为辩护的理由。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主动反思、主动道歉的主要原因。
      “保守派”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在文革中曾起到理性的“维稳”作用
      学者徐友渔说，“造反派，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认定的，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人。”如此，拒绝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红卫兵，无疑就是“保守派”——“走资派”是文革时期的特殊词汇，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顾名思义，针对的是文革爆发时仍然在位的那些领导干部。
      文革伊始，中央领导层乃至绝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当时在地方工作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当时确实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文革最终会对国家的整个官僚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多以为这场运动将沿袭此前“反右”的逻辑。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北京首先兴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地方省、市、区学校也由党组织出面组织起 各种“官办红卫兵”，其造反对象，大致与“反右”相似。校长、教师等知识分子成为这些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
      最能代表这一类红卫兵思想、政治倾向的，是文革初期流传极广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实际上就是红卫兵运动初期泛滥成灾的一种“血统论”思潮。受这种思想倾向的指引，这一类红卫兵，一方面是破坏者，怀抱着浓烈的“接班人意识”，以出身划线，严酷迫害他人，主要集中在文化界、教育界和传统阶级敌人这个范畴；另一方面又是维护者，对现存秩序，主要是官僚体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著名党史学者王年一对保守派红卫兵曾起到的“维稳”作用，有过充分的肯定。王说：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红卫兵和‘西纠’等群众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不久相继成立了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等。它们‘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 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西纠’还受周恩来重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的宅邸的安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大动乱的年代：“文革”十年动乱史》，人民出版社）
“西纠”是老红卫兵组织，其领导成员多为各级党政干部子女；“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是他们立场中的应有之义。其他类似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情形也大致相同。包括“西纠”在内的不少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普遍比较强调当年曾起到过的这种维稳作用。…[详细]

西纠第八号通令。其中有“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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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当年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
      但中央文革既然以“打倒走资派”为号召，势必冲击到在位的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西纠”这类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抛弃，造反派红卫兵获得支持并迅速取得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主角地位，是必然的事情。以北京四中为例，文革开始后，学校内的高干子弟、工农兵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都成立了自己红卫兵组织，分别是“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前者属于保守派，后两者属于造反派。1966年10月份之前，“老兵派”在四中占据着绝对上风。但随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老兵派”被抛弃，“四四派”和“四三派”开始崛起。
      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王祖锷，是当年四中造反派的一员。他在回忆文章《为争取平等而斗争》中，对自己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经历颇感自豪：
“回顾那噩梦般的经历，聊以慰藉的是，在‘阶级斗争’最狂热的时期，作为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的创始者之一，我与那些血统不那么‘高贵’的学友们一起，曾奋力追求平等。……毛泽东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初，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在‘四清’运动前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按照惯性思维，人们认定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子女们。……‘四清’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也贯彻得越来越严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不要幻想参军人伍；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机构……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终于公开举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大旗，分明要把‘有成分论’铁定为‘唯成分论’，把‘黑五类’子女们称为‘狗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出身于军队技术干部的家庭，虽不在‘狗崽子’之列，但我对这一套从内心很反感。……‘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人们终于闻到春天的气息。特别是‘黑五类’子女感到压力减轻，甚至有了某种解放感。我的同学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开始行动起来。…… 可以说，‘新四中公社’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四中校园的政治格局和氛围，‘血统论’几乎没有市场，那些‘高贵者’不再称王称霸，许多‘黑五类’子弟挣脱精神枷锁，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示了独特的才华与智慧。……回首往事，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我们凭满腔热情，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书店）
      不可否认，王祖锷当年对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但这种不平等，并非自“血统论”大旗出现后才有，而是历次阶级斗争日积月累的结果，“血统论”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红卫兵”曾以“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全国通告，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等级之森严跃然纸上。这种等级刺激，最终使许多寒门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多年来一直坚持相信：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此外，对造反派红卫兵而言，因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给自己的生活招来麻烦的可能，这也是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不愿意出来道歉的原因。）…[详细]

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所办的《井冈山》报，是一份很典型的造反派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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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廓清历史真相，才能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辩护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辩护遮蔽不了最要害的问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都曾对社会有过巨大的破坏作用，盲目“破四旧”对文化的摧毁不可估量，随意打人、遍地武斗死伤者不计其数……这些恶果，不光造反派有责，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关键在于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
      要明确具体是谁的责任，就不能含糊其词甚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到1967年上半年，因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后，造反派内部又分化出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大量惨烈的武斗，即发生在这些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如重庆市的大规模武斗，就大部分发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个中原因，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此时，造反派们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对造反派们当年的具体行为，做具体的分析，如此，即不难看出“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样的辩护词，在造反派发起的每场具体武斗中是否契合。这种具体分析，对保守派红卫兵也同样适用。
      另外，还应注意：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保守派干的就是保守派干的，不能含混其词，更不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此类含混其词的问题很常见。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杀前，曾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批斗殴打，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大都将这些红卫兵称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说：“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但根据一位当日参与批斗老舍的女红卫兵的回忆，这些红卫兵未必是造反派，更有可能是保守派。这位女红卫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作者傅光明的采访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仅以“她”指代。据“她”回忆：
      “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之一。我在文革前是学生会体育部长，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选进领导小组，当时出头露面多一点。但最主要的领导是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组织站队，喊喊口号什么的。……（女八中）在石驸马大街，民族宫那边，后来叫158中，现在好像叫鲁迅中学。当时是女中。我记得那年8月21、22号，天气特别热。白乃英说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她叫我带着人过去、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理想，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忙忙碌碌；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本来我可以不插队，但坚决要求插队。肯吃苦。可到了社会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太年轻了。我是有代表性的。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联回来，对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还是纠察队（笔者注：“她”的时间记忆有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也就是“西纠”，成立于8月25日），站在队里特自豪。”（郑实、傅光明编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
      1966年8月份，北京仍是保守派的天下，造反派不成气候。“她”所透露的“学校文革领导小组”、“被选进领导小组”、“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我们还是纠察队”，这些要素，都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成员的保守派的显著标志。殴打老舍并直接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红卫兵，究竟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想来应该不难弄明白。那种笼统以“造反派”指代所有红卫兵，将所有红卫兵的行为都挂在“造反派”名下的做法，对促进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详细]

1967年4月，批斗黑龙江省委七书记的万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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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具体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把红卫兵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量
    责任不具体，反思固然无从谈起；但若不考虑时代背景，所谓总结历史教训，也只是空话。红卫兵产生的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文革前的学校教育。这一代青年学生，成长于新中国的怀抱，从小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其所受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一方面，他们大多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学校政治教育的特点，一是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血统论’甚嚣尘上。”这三个特点，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一种简单划一、纯而又纯的道德境界和社会模式。这种追求，无疑是一种空想。
    这样一种教育，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操，这种情操同时又与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斗争哲学，狂热崇拜领袖等性格、心理特征结合在一起；二是建筑在人道、人性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观，被建筑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新道德观所取代，当时存在于中小学生当中最典型的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时，安知他是不是阶级敌人？红卫兵运动，使前者的理想主义与后者的新道德观得以充分结合到一起后，终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缺乏现代公民教育，未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是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教训。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承载着高层特殊的政治使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兴与衰，都是高层操纵的结果。譬如：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在文革中崛起，固然是因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他们在1968年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也是中央文革的旨意，造反派“五大领袖”早在文革期间就进了牢房。只有把这些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廓清，红卫兵“提线木偶”的本质才可能被彻底讲清楚，反思也才有可能真正到位。…[详细]
考量时代背景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施恶者个体的特殊性。红卫兵们固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每个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其动机未必一致，或出于阶级情感，或出于报复，或出于随大流，或出于纯粹“好玩”……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个体特殊性层面的反思，虽然只能依赖于红卫兵本人的理性自觉，但却是整个红卫兵运动反思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详细]

    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红卫兵。周恩来支持西纠，江青则多次批评西纠，可见红卫兵问题上的高层分歧。

结语        红卫兵的公开道歉如此之少，不止是勇气的问题，也不止是缺乏反思精神的问题，更是历史真相的问题。真相不明，责任不清，甚至连现有这些零星的反思与道歉，也会常常面临被曲解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