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伟大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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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伟大实践者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宇 宏 时间:2018-08-20 点击: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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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提出来以后，他将刚刚回国的儿子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参加劳动锻炼，是最早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实践，建国以后更在全国推广开来。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但并不全面，因为这种说法恰恰是忽略了这一思想的提出人——毛泽东自己。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这一光辉思想，也是具体实践者；而他的社会实践，正是形成这一思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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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立志救国”

       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小小年纪就开始接触生产劳动，他8岁进私塾，因为对学习有很高的悟性，常常做出一些让老师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他前后经过了六位私塾老师的教导，眼识心记，进步很快，十三岁时就已经帮助父亲记账了。再大一点，毛泽东进了东山书堂。在东山书堂他看到一本名为《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其云亡矣！”（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24页）。毛泽东后来说，正是这个小册子，使他知道了中国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知道了中国社会黑暗、劳动人民饱受压迫欺辱的现实，这使他意识到中国的危亡，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开始接触时事政治。他还读过《世界英雄豪杰传》，他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26页）。1900年2月，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通过少年与老年的性格对比，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少年强则中国强！梁启超或许只为发表一通感慨，但他绝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正在毛泽东身上应验。毛泽东少年立志，以救国为自己的责任，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毛泽东18岁时正是辛亥革命爆发期间，他离开东山书堂到长沙当了“革命军”的新兵，他在军队里交了很多朋友，特别与出身劳动家庭的兵士很谈得来。同时，他用自己的军饷买报纸，看到了评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是个好办法。当兵不到一年，他决定继续求学，部队长官因为他有文化，官兵关系好，一再挽留他，但他还是离开了军队。回到长沙，毛泽东几乎天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里，用他的话说：“就像牛进了菜园子”（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1949年8月版第65页），不管什么书都看，特别是刚刚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历史的、地理的、哲学的、文艺的、科学的、理论的等等，时间不长，就将图书馆的藏书都读了个遍。他过了半年这样清贫而苦读的“图书馆生活”。进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后，毛泽东更以自学为主，博览群书，集中精力研究他最关心的“改造中国”的问题。这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殖民中国的时期，毛泽东的校园生活也受到这种社会乱象的影响，但他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面对。他在学校里组织进步同学成立了新民学会，自办学报，宣传新思想，同旧传统观念进行斗争。于是，毛泽东逐步成为学生领袖，而第一师范学校也成为湖南社会活动中心。这时期，毛泽东认为要想承担改造社会的任务，没有一个强健的意志体魄是不行的，所以他有很多锻炼身体的办法，譬如日浴、风浴、雨浴、练嗓子、爬山、游泳等等。还有就是他自创的体格锻炼项目——游学——即利用学校放假期间，徒步游历各县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第一次游学，他和同学不带分文游历了长沙周边的宁乡、平江、浏阳等五个县。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社会调查。到了夏天，毛泽东邀约蔡和森又一次“游学”，这次走的更远，绕着洞庭湖周边的湘阴、益阳、岳州等地走了近二个月。通过游学，他不仅了解了地方民俗，也对农民的生活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有了初步认识，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为他以后的社会调查取得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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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代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于1918年6月在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即与蔡和森等人组织学生到北京预习法文，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自己则不准备出国，他认为留在国内比出洋留学更有意义、更有利于研究中国问题。在北京，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不仅方便他阅读各种书籍，也有机会接触当时思想活跃的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尽管当时毛泽东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各种思想倾向，如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眼界开阔了，思想境界也得到很大提高。他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写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毛泽东就是这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毛泽东送走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回到长沙，正好是“五四运动”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毛泽东立即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会刊——《湘江评论》，与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等遥相呼应，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科学、新文化的进步刊物。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号召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毛泽东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开端。

       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叫张敬尧，在湖南做了很多坏事，还查封了《湘江评论》。毛泽东领导学生进行总罢课，还组织代表团到北京请愿，发动了一场声震全国的“驱张运动”。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这次在北京阅读到了许多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毛泽东后来说，当时能找到的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少，但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三本书，即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31页）。从此，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

       这时是1920年，毛泽东时年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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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成为大革命时期工农革命运动的领袖

       按毛泽东的说法，五四运动虽然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是，“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693页）“五四运动”仅仅过了一个月，就爆发了“六三运动”，上海大批产业工人和商人以罢工、罢市的方式声援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反对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签字的浪潮。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693页）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那就是五四运动开辟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分别成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等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以后，就担任了湖南省发展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仅仅一年就在矿山、铁路、工厂及职员中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组织，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为改善工人的待遇、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毛泽东先后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斗争，大部分罢工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1925年，已经担任了共产党中央局秘书和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因病返回湖南休养。回到湖南的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纠正之前重视工人运动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积极发展农民运动，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回到广州，毛泽东不仅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政治周报》主编，同时在共产党内负责农民运动工作，担任了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不顾陈独秀的反对，于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3页）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首次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等问题，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做了一个清晰的辨析，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了清醒的认识。

       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奉派回到湖南领导农民运动，他在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向党中央写出了调查报告，此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运动，支持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革命要求，并以实际调查情况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正确性。这个报告遭到陈独秀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害怕工人运动，害怕农民运动，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一味地妥协投降，最终导致大革命运动失败。而毛泽东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提出了“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达了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在经历了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和粉碎国民党“围剿”等残酷斗争之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担任了首任共和国主席，成为中国土地革命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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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研究”使毛泽东立于不败之地

       红色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革命胜利。相反，这个小小的革命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几乎倾尽全力的军事和经济的重重压力，如何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就需要为红色政权的生存寻求正确的政策策略。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三个方面，毛泽东都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政策：在政治上，实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激发起了农民投入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积极参加红军，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卷土重来就意味着土地重回地主手里，而他们也将会重新遭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军事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施“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各个击破，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而在经济方面，建立了大批集体性质的合作社，取消不合理捐税，积极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还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地方军阀互通有无，打破蒋介石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等等。

       所有这些巩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都是从哪儿来的？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更不是照搬苏联的经验，搞什么“本本主义”搞出来的。所有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其实都是毛泽东搞“调查研究”搞出来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147页)毛泽东搞调查研究都是带着问题，带着一定的目的、有选择地进行的。仅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解决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困难，他专门到农村中做过广泛调查，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寻乌调查》（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等等。

       毛泽东搞调查研究是他的一贯作风，是他“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坚持群众路线的本能，也是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具体社会实践的作法。他当学生时就有“游学”的经历；而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调查研究更成为他认识客观世界、寻找正确方向、制定切实政策的方法。就是指挥打仗，毛泽东依然以调查研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146页)这说明，从主观上讲，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方法问题；而从客观上说，则是走群众路线的社会实践问题。所谓走群众路线，在乡村就是农民阶级；在城镇，就是工人阶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只有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自觉地把自己融合到为工农切身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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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泽东的道路自始至终都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毛泽东由旧中国的一个普通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奠基人，成为中国人民衷心爱戴和信任的伟大领袖，体现的是一个清晰无比的历史必然性。当年，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与毛泽东竞夜深谈，在充分了解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之后，他颇有感慨地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47页）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他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知识青年”。当年象毛泽东一样毕业的青年学生还有不少，但象毛泽东那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知识分子并不多，特别是如此深入地了解农民、感受农民、反映农民愿望、表达农民疾苦的知识分子更属少见。相反，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注重于城市革命和工人运动，他们以俄国革命为榜样，主张以“城市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这种不切合国情的斗争策略使原本就很弱小的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而毛泽东则依据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别出心裁地提出以“工农武装割据”的口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革命保留下来日后发展的“星星之火”。不管怎么说，这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懂得革命胜利只能依靠工农群众的奋斗才能成功，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对中国国情认识的程度不同，因此采取的方针路线也有所不同，这就解释了毛泽东在当时为什么总是“少数”、为什么总是遭到孤立打击的原因。

       中国的国情，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不同，也与产生列宁主义的俄国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个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意识的农业大国，完全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行不通的，在“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的情况下，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对中国现实有所改造。这种社会改造不是由知识分子单独完成的，也不是由工人阶级或者农民阶级自发完成的，而必须是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才有可能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有所成就。毛泽东在同斯诺长谈的时候，就涉及到了这个话题。斯诺记录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正是因为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他们依靠工农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01页）。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能焕发出改变中国的巨大能量，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世界革命历史上的“第一次”，而这“第一次”的历史实践者，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回顾总结之后，提出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546页）至此，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正式形成，并规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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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毛泽东在1939年5月4日指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是以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为奋斗目标。而新中国的建立，不再为驱逐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斗，但青年运动的方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而是继续引导广大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不是个人的认识或实践的问题，而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延续。“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过去适合国情，现在仍然适合国情，这是中国知识青年融入社会、立志成才、奉献青春、改变中国的唯一途径。

       （作者宇宏，系1968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老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