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题地主和富农 作者：景文
成分是什么？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看到这个问题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化学问题，化学成分。但在文革中，成分可不是化学问题，成分是阶级成分的意思，一旦涉及到阶级问题马上就是重于泰山的政治问题。成分与招工、招生甚至雌婆姨（娶媳妇）等人生前途大事密切相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页的第一句话。解放后谁是敌人？地富反坏！1957年以后再加上一个右派。“文革”初期，地、富、反、坏、右合称黑五类，黑五类是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之辈。“文革”大戏开张不久，又加上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合称黑八类，其中叛徒、特务亦是入地狱之流无翻身可能。而走资派被冠以死不改悔的帽子则暗示若改悔则有咸鱼翻身的可能，属于在泥潭中挣扎尚未彻底沉沦的可黑可白的群体。绝大部分走资派，实际上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对刘少奇集团的屠戮的刑场陪绑者或无辜的牺牲者而已。随着文革的继续和深入，知识分子也进入黑的行列，排行第九，属于资产阶级，亦黑亦白，称为“臭老九”。
景文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亦黑亦白的“臭老九”出身，是黑是白在领导的一念之间。经过三年文革，景文已将自己划为出身不好的一类。为人处世，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比出身好的人低一等的位置上。
当时一方面景文在心里轻贱自己，而在另一个方面，景文在心灵深处有着更卑劣的轻贱他人的倾向。对于黑五类及其子弟，景文好像自然而然地有厌恶和蔑视的感觉，自我感觉比他们高一等。
到桃曲村插队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在知青借住的队部院子里，摆了三张桌子，由一位脸白白净净，得意之色洋溢于外的年轻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袁D L（造反派，不久被免职）主持批斗会，大队支书马云驰和12名知青组成的“清理阶级队伍”骨干一字排开坐下。
过了很多年回忆起来才发现，当时除了大队书记职责所在必须参加之外，村里的老乡参加批斗会的是一个没有，谁也不愿意干这得罪人的绝户活儿。对面站着两位当年在理论上认定的真正的阶级敌人，老地主贺文郁和老富农贺庭云。当景文真正面对这两位理论上的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时，却找不到任何敌人的感觉。
老地主贺文郁63岁了，黝黑消瘦的脸，长着稀稀拉拉的山羊胡子，穿一件蓝面白里子的旧老土布棉袄，腰里系一条蓝布腰带，戴一顶破旧的毡帽，除了眼神偶尔有些凌厉外，看上去就是一个穷苦凄惶的老农民，而且他有帕金森症，头不停地轻微抖动，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
贺庭云形象可以说是惨不忍睹，60多岁，高高的个子，脸色惨白，眼窝深陷，人瘦的形销骨立，可能是有老年性阻塞性肺炎，气喘吁吁，不停地剧烈咳嗽，咳起来深深地弯下腰，出气多进气少，一副命悬一线随时要倒下的样子。看着这两位花甲老人的可怜相，景文实在是找不到敌人和仇恨的感觉。
首先由大队支书马云驰宣布了贺文郁的罪行。贺文郁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宜川县苏维埃主席、组织部长。好乖乖，这是一位老红军啊！后来看了一些史料，才知道，宜川县1933年闹红军只是在较偏远的乡村里搞了些小规模的游击队和小面积的游击区，县苏维埃主席、组织部长都是在窑洞里委任的，从来没到县里上过任，领导的人口和权力所及的领土恐怕只及宜川人口面积的百分之一。因实力弱小，国民党一来清剿就被灭了。
大队支书马云驰继续宣布罪行，贺文郁在1934年担任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好乖乖！一年之间从红军的县苏维埃主席、组织部长变为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这种个人角色的惊天大逆转的弯转的太大了吧？怎么实现的惊天大逆转？大队支书马云驰用4个字概括，叛变革命。
景文感到奇怪，叛变革命、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这么重的罪行，解放后镇反时怎么没被镇压？怎么没判罪？
两三年后，景文才逐渐了解到，贺文郁抗战军兴之后退出政界从商，家里养了许多骡子，向南到韩城购入百货等物资，向北往延安运送贩卖，再从延安购货到国统区贩卖。这种长途贩运贸易客观上支持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景文奇怪，延安有什么出产可以去韩城贩卖？很多年以后，景文才在一份资料中看到答案。延安向国统区卖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资料。
在农村时，景文和几位同学分析过贺文郁这位“老红军”。1933年时，贺文郁这个人应该是一位在方圆几十里之内都少有的一位既有文化，又很会办事，而且接受新鲜事物很快的年轻人。
闹红军这种新鲜事，贺文郁接受快，而且有文化、会办事，很快就成了骨干。但他从骨子里来说可能更适合于做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仁人志士。这种人恐怕不懂什么主义，更谈不上什么献身精神。国民党大军一来就集体投降了。之所以说是投降不说叛变，是没有人因为他们的投降而丧命。没有血债，可能是他解放时能保命的原因。投降以后，大概因为太能干，很快在当时只有四五万人口的宜川县里脱颖而出，被国民党重用。
解放时，贺文郁名下的土地比村里的一些上中农还少，但还被定为地主成分，天道乘除，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也是对当年他在国民党时代的投降和此后的春风得意的一种公平回报，但他的子女就万劫不复了。
老富农贺庭云也被宣布了罪名，1933年参加红军，任红军游击队长。好我那爷！又是一位老红军！1934年叛变革命，在国民党那边担任过区一级的领导职务。1949年国民党退却前，这厮竟然被封为反共游击队的队长，好在解放军一打过来，这厮立即投降，这厮大概在应承反共游击队长差事时就是虚与委蛇，打着投降的主意吧？这厮最终得到宽大处理。贺庭云没有儿女，这样也好，没后人因为出身不好被他拖下水。
小小的桃曲村真是藏龙卧虎，有两位“老红军”，两位老反革命。景文对两位“老红军”绝不爱戴，对两位老反革命也毫无仇恨，只是觉得这二位的人生就像一场闹剧，好笑又骇人听闻。
贺庭云两年后在一个冬夜里，因为心肺衰竭在痛苦的喘息中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的老伴为他送终。他的老伴孤苦一人，老太太最后归宿不得而知，但想起来有点不寒而栗。
贺文郁在“文革”后被平反，摘掉了地主帽子，被重新定成分为“开明士绅”，贺文郁老先生接到摘帽子通知，几十年的沉重的黑帽子终于摘下来了，老先生激动万分，但衰老的身体却承受不住这份激动，当场脑溢血突发，倒下去世了。南无阿弥陀佛！
2012年，景文回桃曲村看望乡亲们，遇到了贺文郁的二儿子贺宗文。他表情严肃沉重地把我叫到一边，非常郑重给了我一张《延安日报》。这张报纸上刊登了一篇长文，整整一版，文章内容是纪念忍辱负重几十年的地下党员贺文郁同志。原来这位“老地主”是共党的卧底，与他单线联系的同志牺牲了，他不得不背负着地主的黑帽子忍辱负重半生，而忍辱负重的年代全是在解放后。等事实查清之日，他早已忍辱离世。呜呼哀哉！悲剧人生！
“文革”初期有一句流行语：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对于黑五类这种已经趴在地上又被一只脚踏住的政治贱民的生存状态，很少有人关注。当然，对他们来说还是不关注的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如果被关注就意味着要阶级斗争又要来了，又要雪上加霜遭受打击了。
景文在桃曲村看到的是，黑五类像石缝里拱出的树苗在顽强地活着，用尽气力和智慧博取生存和温饱，最后还长大成材。
1969年1月，知青们到村里的第二天，大队书记向知青们介绍村里的情况。桃曲村有53户人家，256口人，地主3户，富农5户，贫农10户，上中农23户，中农12户。知青听了以后感觉地主、富农好像太多了，一共8户，贫农数量好像又太少了，只有10户，地主富农去剥削谁呀？
1971年桃曲村的老少爷们和碎娃。后排左起依次为：兴旺（富农子弟）、根祥（中农子弟）、知青程为平、慧生（贫农子弟）、贺振堂、老贫农、贺振国、贫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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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5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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