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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李三友

南方周末 - “知青”李三友个案


2015-05-14





李三友在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插队时牧马。 (刘晓阳/图)


        编者按:知青话题目前正因为热播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而备受关注和争议。本文作者刘晓阳所写的李三友(1947-2012),也是他同去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的知青,返城后历任北京55中教师、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北京市西城区区委组织部部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理事,后来下海创办企业。相比到农区插队的知青,到草原牧区插队的人当时平均月收入60元,伙食以肉为主,作者刘晓阳在致编者的信中说,相对来说他们算是知青生活中“最好也最浪漫”的一群了。
    知青运动过去四十多年了,关于知青的话题不时地提起。究竟是“青春无悔”或“有悔”,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知青”烙印是抹不掉的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可称之为“知青牌”人生。李三友算是一个个案。
    本文所写的主人公李三友,和他插队的内蒙古草原一直保持着一种联系。他与其他老知青一起资助、组建“草原恋合唱团”,发掘培养了蒙古族音乐人才,赞助、支持出版了第一部知青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支持、策划了第一台知青大型综艺晚会《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草原恋合唱团”曾经出访欧洲并在比赛中获得两项银奖。李三友多次与老知青一起和企业界为内蒙古受灾地区募捐。在他去世后的追思会上,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演唱了他生前喜爱的蒙古民歌。
唱“文革”中被禁的老歌
    2012年4月5日清明节当天,李三友因肝癌在上海中山医院与世长辞。我和他虽然在同一个公社插队,却没插在同一个队里,而且我和他熟悉起来也很晚。
    我们是1968年8月底随大批知识青年分配到最基层的生产队。过了两三个月,又来了两批自动投奔的知青。其中一批是四名女生,都是一般人家的小孩儿。她们中的方英是来投奔她姐姐——我们队师大女附中包(注:蒙古包)方小英的。孟晓青和李卫是来投奔她们包牛力的。另一批五个男生,冯江华、狄阜平、路书奇、秦晓和李三友都是四中的干部子弟。李三友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腿残疾。
两批人都被分到额尔登乌拉队,尚未下到大队时,方小英去公社看她妹妹,见到了这些人。路书奇说:“咱们头一次见面,还是先来个自我介绍吧。我叫路书奇,路是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路,书是读毛主席的书的书……”刚说到这儿,秦晓和其他几个人一块儿笑着说:“奇是刘少奇的奇。”路书奇赶紧分辩说:“不是!不是!是打倒刘少奇的奇……”
    草原地域太过辽阔,不同队的知青之间很难来往。多年之后,不少知青已经开始返城。剩下的知青经过长年的“再教育”,革命豪情渐次衰退,但串营子聚会之风却方兴未艾。
    有一次我们队知青邀请别的队知青来聚会。那次来的人比较多,记得新宝力格队的黄光光和马玉兰刚从北京探亲回到公社,听到消息就直接来我们队了。额尔登乌拉队剩下的知青也都来了。
    我从近处观察三友,发现他说话文气低调,而且很有条理。我对他如何骑马很好奇,第一次看他上马时,我骑在自己的马背上看他。只见他用那条好的左脚认上马镫,然后像体操运动员上鞍马似的,双手扳住前后鞍桥一用力,把残疾的右腿一甩,就甩上了马背,还挺利索。骑上去以后,他和大家一样能放马飞奔。只是他鞍子的皮绳上拴了一只黑色胶底便鞋,以备下马后步行。他那只残腿如果穿着马靴走路太费力。
我们到水泡子里去洗马游泳,点上蒿草放烟熏蚊子。我们队女生许晓鸣拉着手风琴伴奏,大家就着手把肉,喝着奶茶,围坐在蒙古包外,望着天边的晚霞,一首一首地唱着那些“文革”中被禁的老歌。其中我们队的陈小玲和额尔登乌拉队李卫的女声二重唱《平壤》最动听。

大同江滚滚流水,曲曲弯弯;


宽阔的林荫大道,开遍了鲜花。


我们用辛勤劳动,建设着祖国;


快乐的歌声飞扬,我们在创造理想,我们在创造理想。


啊~,啊~,平壤,美丽的城市;


啊~,啊~,平壤,人民的幸福乐园。


三友唱歌也很好。他会很多草原民歌,如——


像珍珠一样滚过来了,那是我们的羊群。


像燕儿一样飞过来了,那是我们的马群。


像红绸缎一样招展,那是云彩游在天上。


像无边大海一样激荡,那是春风阵阵浩荡。


啊,金色的草原,美丽的草原,你是我们的母亲。


    他最拿手的是《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声调高亢激越。



最右边的男生李三友前面蹲着的是李卫。十年之后,他们结婚了。 (刘晓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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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
    那时我已经听说三友想和李卫交朋友,但李卫没答应。李卫给人的印象安静而平和,略带几分忧郁,容易使人联想起当时刚解禁的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里的那句台词:“安娜是个好姑娘。”
    1973年,有消息说要恢复高考,大家都在暗自努力。三友和冯江华他们又来我们队聚会。冯江华下马就说,他们有几道几何难题,解了一个星期都没解出来。
    方小英让他拿来看看。冯江华就把题给了她。不料她三五分钟一道,下马不到半个小时,还没生火做饭呢,这些难题就都被方小英解出来了。
    那次聚会后不久便到旗里去赶考,冯江华有感于方小英的绝顶聪明,四处给她“宣传”,她也确实考得好,被南开大学招走。冯江华上了吉林大学。那年我们队师大女附中一个蒙古包里除了一人病退,一人结婚,剩下的四个女生都上了大学。以蒙古包为单位,大概是密度最高的。
年底北京来招老三届高中生回城补充中学教师队伍,三友应征离开。他们队只剩下孟晓青和李卫两个女生。孟晓青上了大学后,就只剩李卫一个知青了。李卫的父母都是劳改农场里的右派,而李三友的父亲是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我在队里又多待了两年才返城待业,因没有家,夜间只能住在父亲单位的招待所里。白天大人们上班,我也不好给单位添乱,便四处串门找同学消磨时间。有一天去我们队邓令毅家串门。她说三友家就在附近,咱们找三友去。
    三友的家那时在东城帽儿胡同。我从此和三友熟了起来。邓令毅插队时骑马摔成腰疼病,因无北京市户口,医院不给挂号。三友跟他妈说了一下,他妈妈就让邓令毅去她所在的公安医院,请了个好大夫诊治。治疗时,三友的妈妈还亲自过来看望。类似的帮朋友或蒙古老乡找医院、看大夫的事,三友和他妈妈不知道干过多少回。总之是有求必应,远比烧香拜菩萨更灵验。
后来三友家搬到了崇文区花市一带,我便经常去他家串门。他是上班的人,我就在吃完晚饭以后去找他。聊天多是时局,渐渐的多了些犯禁的话题,比如“文革”搞成这样,是不是发动者判断有误等。三友的朋友多,小道消息又多又快又准。他爸爸那时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在家等待落实政策。
    有时三友也到我家聊天。我父亲对他印象非常好。三友告别时,我爸爸会说:“三友啊,回家给你爸爸带个好吧,我也不送你了。”下次去他家,临走他爸爸也让我给我父亲带个好。显然三友把话带到了。那时我正在读我爸爸推荐给我的杰克·伦敦小说《铁蹄》,到三友家发现他爸爸正在看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两位从未见过面的老人都喜欢读杰克·伦敦。




李三友遗照。 (刘晓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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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事
  那期间三友给额尔登高壁公社的李志东介绍对象。女方是三友妈妈熟人的孩子,现在都已经是外公外婆了。我也问起三友和李卫的关系定下来没有,三友说,还没有。我问他,李卫是否断然拒绝了?三友说,也没有;她老是推,说以后再说。
  时间一长,很多三友的朋友都劝他放弃,还有张罗给他介绍对象的。看到这种情景,我便给三友讲了两个从我姑父那儿听来的,他们那辈人抗战前上大学时的恋爱故事,都是真人真事。     一个不起眼的男生看上了一名女生。这个男生自知条件不行,没法开口,便每天一清早骑车到那女生家门前等。女生一出门骑上车,男生就跟在后面一句话不说,直到骑进校园后各自去上课。下课后男生已经等在校门口,一直尾随着女生到家,然后自行离去。一开始女生还没有察觉,也没当回事;后来发现不对劲,便斥责这位男生,不许尾追。但那男生不急不恼,不言不语,不离不弃,每天仍是照旧按时跟踪。结果因他们俩每天上下学路上都是形影不离,虽然该女生看不上这个男生,但其他男生都误解成他们已经好了,便没人再打该女生的主意。结果这个女生一直待字闺中无人追求,最后不得不嫁给了该男生。不知这招属三十六计里的哪一计。
   另一个男生看上一个女生,开口表示后,女生害羞,赶紧说“不”。男生信以为真,便和另外一个女生好了。没想到结婚之际,原来的那个女生疯了。其实第一个女生本是喜欢这个男生的,但碍于颜面,不好意思答应得太快。她心里愿意这个男生再来纠缠,最后以“不得已”为由松口。但这个男生太谦谦君子,没能意会到。仅仅是害羞和误会,造成终身无法弥补的人生悲剧。
我给三友分析说,如果李卫是出于自尊,不愿意在父母平反之前答应你的追求,而你又找了别人;万一李卫心里是愿意的,你让她怎么办?
    三友明白我的意思。当时我有一种和三友背后所有的朋友对峙的感觉。
    我因为和三友家人很熟,有一天找他时正好他不在家。我本想告辞,不料他妈妈把我留下来要跟我说个事。她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也知道三友一心想跟李卫好,可人家老也不给个肯定的答复。三友的腿有毛病,条件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都三十多岁了,不能老这么耗着,不行就另打主意吧。我们劝他都没用,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也帮我们劝劝他好不好?我们拜托你了。
    家长的话,我没办法不听,只好答应。
    离开后我去找李志东商量。下次再见到三友时我跟他说:“我是奉了家长的将令来做说客的,话必须带到。”就把他妈妈的话都跟他讲了,然后话头一转说:我把朋友家长的话都带到了,现在我以朋友身份讲话,我和李志东商量了一下,只想告诉你这样一句话: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能理解。
    三友听了,莞尔一笑。
    三友经常会忽然到我家来,让我跟他走一趟。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我记得有一次是被三友拉去参加郊游,人很多。事后才知道是给三友介绍对象的。原来是三友拉我给他当电灯泡。
    还有一次他带我去鼓楼脚下的马凯餐厅,到那儿才知道是和他的四中同学聚会。席间三友教我把橘子水和啤酒兑在一起喝。啤酒有气但味苦,橘子水酸甜,但无气。两者兑到一起确实好喝。席间有个人不苟言笑,谈吐严肃,别人叫他马凯。聚会结束后在门口取车时我问三友,此人是否这家餐厅的东家。三友听罢大笑,说马凯和这家餐厅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留校当教师的四中同学。
    三友不时会拿些手抄本或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记得有一本《春夏冬秋》,一本《公开的情书》,还有一本《控制论》。后来《春夏冬秋》发表时改名为《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发表时也曾轰动一时。有一天三友忽然拉我去一人家里,原来是《公开的情书》和《控制论》的作者金观涛在开家庭讲座。
    等到距最初的追求差不多有十年之久,李卫的父母终获平反之后,他们才结婚。我见过李卫的爸爸妈妈,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
    他们婚后在东来顺请朋友们吃涮羊肉。三友特意把我拉到他身边就座。我不露声色地看着三友的各路朋友,心里得意于“暗中较劲”的“胜利”。宴会上最活跃的路东文见我一言不发,就用蒙语大喊:“嗨,晓阳,牙基朵怪索(为什么闷声坐着)?”
    我其实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用我大学同学的话说:“他小组会以上一言不发,小组会以下就听他一人的了。”当大家都对三友的执著追求深表钦佩时,三友说了句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的话:“这还得感谢晓阳对我的支持。”在那个热闹的场面上,也没人追问三友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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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赴旧约
    我妈妈平反追悼会时,我只邀请了三友一个插队朋友参加。后来我上大学期间结婚,由于插队不算工龄,自然没有任何收入,全靠啃老;如果大办喜事,有拘人送礼之嫌,便不事声张地只两家亲戚在饭馆里聚了一下。新娘的姥姥问,怎么也没请个朋友啊?
    我说“没事,我会请的”,便现场给三友打了个电话,请他立刻过来。
    我就是要给三友一个措手不及。
    三友果然放下电话就骑了辆破车赶来了。他是惟一到场见证我结婚的朋友,两家的老太太们都对他印象极好。等晚上回到家中,正好大学同学王小波来找我核对论文,才让他给撞见。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我们把插队的朋友都请来家中。大伙儿把草原聚会搬到了城里,除了没那么多手把肉,仍是喝着奶茶大唱老歌。三友、李卫都来了,和大家一起欢歌笑语。
    黄小源是南部公社的知青歌手,只要有他参加的聚会,一定是从头唱到尾。他经常会唱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好歌。他的嗓音浑厚,可做得专业演员,可惜没有机会。黄小源最拿手的苏联抒情歌曲《小松树》,其副歌唱道:

小松树啊你可曾记得?我们的心在激烈地跳荡。

亲爱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我的继母朱漪阿姨是《以革命的名义》导演,当年曾留学苏联,带回此剧。她听到歌声过来客厅看我们。不料我刚给大家介绍完,黄小源就唱起了该剧插曲,大家马上跟着一起合唱:

有个孩子,住在河那边,从小失去亲爱的爹娘;

快活得像春风,自由得像飞鸟,他轻轻唱着一支歌:

热带的地方啊,热带的地方,

哪怕是翻过高山,哪怕是越过大海,我要找到你的方向……


    听得朱阿姨高兴得不得了,原来这是一群她当年的小观众。事后朱阿姨感慨地说:“晓阳啊,你这些朋友真好,真有意思!”因三友常来我家,朱阿姨也认识他。那时候她就说三友是个人才,很有头脑。
    1973年秋天,我们队刚上大学的邓令毅听说仍在队里的两个知青结婚,便寄来一封押韵的祝贺信,其中第一句是,“我高兴地幻想着未来,2000年将是什么样?”后来我们队知青便以此相约在2000年重聚。届时,我们队赴约的知青特邀邻队的李三友和李卫夫妇来作证。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茶棚里租了张大桌子,要了几壶茶,聊了半天,尽兴而散。邓令毅的信原本无名,因预约的2000年距写该信的1973年有27年之久,故名为《二十七年赴旧约》。
    三友和我相知甚深。可惜,随着他的离去,这一切美好的回忆从此无法再现了。最近才知道,三友曾说过:咱们这群人里,只有李卫和晓阳两个人是真的超脱,与世无争的。
    三友的好人性格可能和他母亲有关。他妈妈就特别喜欢帮助别人。三友腿残,受到母亲的关怀多一些,为人气质上自然也受妈妈的影响多一些。三友广交良友,诚恳待人,含蓄内敛,无丝毫优越感,这在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中很少见。
    神通广大,有求必应,而又毫无利己之心;这只是传说中的菩萨。三友情,菩萨心;牧羊路,春泉深(指三友旧作《乌兰宝力格的春天》)。用我们开玩笑的话说,他总是乘人之危帮人一把,干的好事“罄竹难书”。可是老天既已夺其腿,复又夺其肝;所谓好人有好报,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当然,好人还是要做的;但好报没法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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