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 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丁德泗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丁的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曾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 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5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3、8·5之后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 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宣告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在女附中就读,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刘进参加了1978年在八宝山举行的卞校长追悼会。1996年在胡志涛校长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面对王先生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了王先生。 2006年6月,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信中说“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8-5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 最后,我想以胡志涛校长在《八五祭》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以此纪念敬爱的卞校长和胡校长: 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2014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