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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h 发表于 2018-9-4 13:30

记忆丨王宗禹:我目睹了学生毒打老师父母的野蛮暴力

[p=30, 2, center][b][font=仿宋_GB2312][size=5][color=#8b0000]记忆丨王宗禹:我目睹了学生毒打老师父母的野蛮暴力[/color][/size][/font][/b][/p]
[p=30, 2, center][size=12px]2018-05-29  [/size][url=http://www.360doc.com/userhome/1120683]dxhe[/url]
[ur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5NjU0NDU1OA==]来源[/url][size=12px]  阅 10  转 2[/siz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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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d][size=3][b]作者简介[/b]
王宗禹,1950年生人,文革时在北京二龙路学校高一(2)班,1968年12月去山西插队,1972年12月去大同矿务局当矿工。1978年考入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做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1997年开始在煤炭科学技术杂志做编辑,后来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做副主编、编审。

原题
[b]教导主任家的“变天账”[/b]
      “变天账”这个词的出处不得而知,我第一次听说是一个名为《槐树庄》的电影。电影上映于1964年,反映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土地改革至50年代合作化等重要历史时期,华北农村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槐树庄地主崔老昆被贫民团平分了土地和财产,老地主记了一本账,谁分走了他家的哪块土地,谁分走了牲口,谁分走了大车都记得清清楚楚。直到人民公社化后,崔老昆死后这本变天账才被发现。
      这部电影影响极大,几乎人人必看,成了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极好教材。从此“变天账”就成了“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罪证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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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贤声是二龙路学校的教导主任,文革中被批斗,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王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兼资本家,王贤声的老家是胶东黄县,他父亲的阶级成分是富农,因为开了一家油坊所以又加了资本家的头衔。
      文革初期批斗当权派是很正常的事,得知王贤声的父母正巧从老家来到王贤声家住。批斗会的对象以王贤声为主,王的妻子和王的父母成了陪斗。批斗会是在学校操场开的,王贤声和他的父母都在前面跪着,王的妻子孙志筠是西城区委的一般干部,家庭出身是下中农,所以被允许站着。
      批斗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王贤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四清中的一些事,积极分子们逐个发言,群情激奋呼口号等,和一般的批斗会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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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王贤声和妻子孙志筠[/align]

      批斗会之后,我到存车棚取自行车,自行车棚位于后勤楼后面的小夹道。我看到了惊恐的场面。一群学生围着王贤声的父亲和母亲在打,有的用椅子腿,用皮带,有的用长木棍。老太太被剃了阴阳头,头上被浇上浆糊、墨汁,还流着红红的液体,初看以为是血,仔细看是红墨水。
      老太太在哭,老头被脱光了上衣,两个老人都跪着。学生逼问变天账在哪里,老人一脸茫然,说哪里有什么变天账。两个大个子的男学生张小群和白杰手里拿着胳膊粗的长木棍,一边问有没有变天账,回答没有就抡起棍子打。
      老太太瘦小枯干,白杰一棍子下去老太太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老两口在棍棒之下鬼哭狼嚎,苦苦哀求“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得到答复是“不交出变天账就打死你”,老太太后来哭着说,我家座钟下面有个存折,浓重的胶东口音学生一时听不懂,说了好几遍。
      张小群双手抡起棍子重重地打在老头的后背上,随着一声惨叫,棍子断成两截。这群学生中高二一班的张小群和高一一班的白杰是准确无误的,其他大部分是初中的,我叫不上名字,可能有肖英,还有几个初中女生,手里还拿着墨汁瓶。
      第二天听到消息,老两口当晚就上吊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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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h 发表于 2018-9-4 13:34

[size=3]      [/size]半个世纪过去了,世事大变,如今虐杀一只猫也被人们所不容。当时是什么使得这些中学生如此残忍?他们根据什么逼问子虚乌有的“变天账”?这不能不归“功”于社会的大环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样的语言充斥整个社会。加之《槐树庄》这样的电影等文艺作品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地主富农就有变天账,也许学生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张小群的父亲是著名电影导演水华,导演过《白毛女》《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电影,可以想见,在张小群眼里,眼前的这个老头就是黄世仁吧,一定是满怀阶级仇恨,所以才下手那么狠,以致把胳膊粗的木棍都打断了。
      那些年我们接受的就是充满血腥的阶级斗争教育,最缺少的是人性教育。雷锋不是说了吗,“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也说了,“好人打死坏人,活该”。主导舆论的教化作用,不要说对于青少年,对于整个社会都是极其恶劣的。
      后来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去山西插队,学校里的这些事也就无从知道。王贤声父母被打的事后来怎么处理的,打人的同学有没有反思和忏悔,都不得而知。王贤声和他的妻子都已过世,据说王贤声还有一个弟弟在北京。
      二龙路学校是我的母校,出过不少名人,我最敬重的有两位。第一位是根本算不上名人的李雪丽,初中三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敢于向处于绝境的张放老师伸出援救之手,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她是二龙路学校的骄傲。可惜李雪丽50多岁就去世了。第二位是著名作家王小波,面对黑暗嬉笑怒骂,在看似粗俗猥琐的语言中却鞭辟入里。遗憾的是王小波也是英年早逝。
      人上了年纪常常睡眠不好。偶尔会想起自行车棚里发生的事,老太太头上浆糊加上红墨水,就像脑浆和鲜血;尖利凄惨的叫声,苦苦哀求声,尤其是那绝望无助的眼神……想到这些愈加没有睡意。既然睡不着,索性起床拿起笔来。
      是为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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